经历了我在《周围一片黑暗》中描述的敦煌的第一个晚上的恐惧之后，后来几天高居翰每天忙忙碌碌地看壁画、跟研究所的人座谈，基本没再出现令人尴尬的状况。每天安排好他们的晚饭后，就出去找几年前在敦煌认识的讲解员散步、闲聊。直到有一天，我和一位讲解员在招待所对面的沙丘上正走着，看见高居翰远远地跟我们打招呼。等他走近看见他手里拿着相机，要跟我们一起走走，顺手又给我们拍了一些照片，坐下眺望日落以后变成土黄色的沙丘和淡紫色的远山。在温热柔软的沙丘上坐着的时候，我的支撑着上半身的左手渐渐地陷入了暖暖的沙子，突然我感到沙子里面有个东西碰到了手指，垂眼一看，是坐在离我身后一米多的高居翰的右手，但是他的视线却向着我的左前方的山峦。我想他是无意碰到的吧？于是我换了个姿势，改用右手支撑着身体。天色渐渐暗了、凉意也从四面围了上来，我们往回走了。讲解员的宿舍在大佛对面、和我们招待所是相反的方向。她把我们送到离招待所大门不远的王圆箓的道士塔前才离开。
王圆箓的道士塔
离开敦煌，我们去了兰州，在那里购买去西安的软卧票经历了比敦煌还紧张、更奇绝的遭遇。他们下榻的酒店大堂涌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宾，都因为买不到离开的票而滞留兰州好多天了，其中一位在酒店已经滞留了将近十天的德国人告诉了他们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我们决定先去买票，再去炳灵寺。我提前安排好了他们第二天夫妇去甘肃省博物馆参观，自己则在凌晨摸黑去了火车站排队撞运气买票。又一次费尽周折、也是又一次完全依赖好人帮忙出主意，终于在下午成功地带回来三张去西安的卧铺票。又一次让高居翰和那位德国人都感到不可置信。
在兰州的第三天，天刚刚亮，我带他们先乘出租车到刘家峡，再租一条八十年代的小快艇，就是马力好一些的机动船，启程去炳灵寺。在濛濛小雨中和浅浅的凉风中，驰过五六十公里漫漫高原平湖、拐进峡口、看着姊妹峰从船边划过，我们抵达了挂在大寺沟半壁上、有着1600百多年历史的炳灵寺。
驰过高原平湖
回程中，高居翰和夫人在船舱中只有四五排的座位里坐下，各自阅读自己随身带着的小说，我则在甲板上四处溜达，查看各种没见过的机械设备，再到驾驶室和船长聊天。船长告诉我说一会儿就有非常好看的景色，他在船头放了一张椅子，那个视角特别宽、左右毫无遮拦、一览无余。一出驾驶室，却发现高居翰已经稳稳地坐在那张椅子上，我打了个招呼准备离开，突然他拉住了我的手。我赶快装作没理解他的动作，自言自语：“我去看看能不能再找一张椅子，”利用转身的方式，脱开了他拉着我的手。我没去找椅子，而是走下船舱坐下；他夫人依然在那中间一排靠窗的座位上沉浸在她手中的小说中。
那时，我也是奔三十岁的人了，哪里会完全感觉不到他那欣赏的眼光的注视呢？哪里会觉察不出他时时寻找单独接触的机会呢？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也许这是一种他的表达方式？即便他真的在找男性的乐子，我也只能用智慧和礼貌来委婉地处理，除非我是愚蠢透顶的人，才会不自知的去对他的行为和表现做出正面反应。面对功成名就的美国著名大教授的这些行为，我一定要更加自持，更加谨慎，绝对不要对他的行为做自作多情的猜测，更不能妖魔化他的行为，而做出带有指责或攻击性的回应。装作不懂、不做反应是最好的反应。特别重要的是：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重磅外宾，我也绝对不能，更不敢对他有任何冒犯。
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无法理解那时的社会环境。在那个年代，好像人人都是道德婊，特别关注男女之间的往来，一旦有了“男女关系”的传闻，女性的遭遇要远远惨过男性。就在前一个学期，美术史系刚刚开除了两位有恋爱关系的本科同学。因为我是学校的研究生会会长，虽然和本科生的事务没有关系，这个走投无路的女同学找到我说学生会干部都是男同学，希望我能利用自己的会长身份去跟当时的院领导替她说几句话、除了开除，什么处分她都接受。
我找到了侯一民院长，以为他会指责我一通，批评我不应该是非不分地来找他。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我陈述了来意，并且告诉他：他们是真心相爱，不是“耍流氓”。顺手我卖了一把老：“侯院长，我们都是那个年龄过来的，都在这样的事情上动过心，只不过时间、地点和空间没给我们提供机缘，他们幸运、而又不幸运有了这个机缘。”侯院长微微露出一点笑容，说：“你还年轻，哪里算过来人！唉，此一时，彼一时也！我们年轻的时候，学校真不是这样。现在学校对这样的行为有严格规定啊！你先回去，我再到学生处具体了解一下情况。”唉，找了侯院长也没能帮上她们。
侯一民院长
那时美院对学生生活的各方面的管理都相当严格：查留宿外人、查偷用电炉烧水煮饭、查学生半夜不归...夜里十一点，大楼的门就锁上了。我的宿舍在女生宿舍所在的四层楼道尽头，门口的消防安全门永远是锁死的，就是担心楼上和楼下的男女同学会在夜里通过安全梯偷偷摸摸上下，可是从来没人担心万一楼里发生火灾，学生们是否能逃生。我跟学生处说了几次也没有用，只好自己琢磨着，如果真有火灾，我就打开我们房间里的窗户，招呼同学们从那里跳下去，下面是空间高挑的电教室的屋顶，离我的窗口只有两层的距离。
有一天半夜，一点钟左右，我正在写东西。万籁寂静中，听到走廊里有悉悉索索的声音，我马上想到大家晾在水房的衣服经常被偷。于是我拿起脸盆，肥皂，毛巾等，打开宿舍门往水房走去，想把他们惊吓走。一出来，却看见学生处长一脸怒容盯着我，同时拼命做表情、使眼神、急速挥手让我退回去。走廊里还有三四个男的已经围在一个宿舍门口、摆出即将冲进去的状态。心里一慌，我手里搪瓷脸盆掉在了水磨石地上，在这个回音效果非常好的走廊里发出一连串巨大的声响。处长怒斥我一声，转身做了一个手势，守在门口的那几个人一拥而上，几只手一起拍门，疾声大喊：把门打开！原来那个宿舍、那天晚上偷偷留宿了一个男同学…。真是“有吏夜敲门”的惊恐啊！
经常丢衣服的水房
对学生管的紧可能因为1980年代初轰动美术界的“李爽事件” 刚刚过去不久。这位星星画会的唯一女画家李爽被抓的时候住在她的法国人未婚夫在三里屯的外交公寓。尽管当时这位法国未婚夫出差了，不在北京，更不在公寓里，但是李爽依然被以“流氓教唆犯”的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两年。这个结果引发了很多人在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外面游行示威，要求释放李爽，李爽就此成为著名的“国际女流氓”。直到1983年，法国总统访华时直接和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交涉之后，差一个星期就该释放的她提前几天走出了劳教所。我在北京虽然有几个来往很多的外国朋友，也获得了系主任金维诺先生的同意请了在北京工作的约翰来陪研究生练习英语口语，因为约翰是个彻底的男同性恋者，所以一直相安无事。八十年代的我们心里都清楚，一旦不小心引来流言蜚语，结果会很惨，如果流言蜚语还涉外，开除学籍是最轻的处理。像我们这些普通人绝对不会有人出面求情国家领导人，只能自己处处小心。
被判“流氓教唆犯”的画家李爽
“李爽事件”之后，女艺术家都不敢自称是做当代艺术的，因为民间把李爽等同于“女流氓”，又再等同于做当代艺术的女艺术家。记得在1991年，我在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主办的一个“中国当代艺术讨论会”上，有位加拿大人提问：“为什么很少见到中国女性艺术家从事当代艺术。”我回答说：“从事的人还是有的， 只不过她们不愿意自称当代艺术家，因为‘李爽事件’，在普通人中国眼里，当代女艺术家就是‘女流氓’。”同台发言的一位女艺术家点头称是，因为她也有同感，也不敢以当代艺术家自称。
“国际女流氓”李爽在1980年星星露天美展
面对高居翰的各种欣赏，我一再在心里告诫自己：只要和工作无关，一概装糊涂，如同拂去落花飞蝶那样轻轻拂去他的关注目光。再说，我并不懂美国人的男女之间的沟通方式，万一他的行为在美国并不是大逆不道，而是一种表示欣赏的方法，甚至还是很友好的表达方式呢？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毕竟这是在中国，又是个极其敏感的领域，美国社会可以容纳的行为不等于在这里也可以，只能尽量学着怎样做到矜持、含蓄、端庄地公事公办，让他体验到完全的尊重，就能警醒他更加理性地对待我。
几个月之后，读到高居翰在信中描述自己如何一再寻找机会接触我，证实了原来我的感觉并没有欺骗我，这些巧遇和各种不小心的触碰都是刻意寻找、创造的。他不但在信中坦率地承认在敦煌的沙丘上是他故作不经意，伸手从沙子下面触碰我的指头，而且也在信中说：“是的，我记得离开炳灵寺时我坐在船头。从敦煌开始，我一直期待和你单独在一起，但是在去峨眉山之前一直没有机会。那天晚上，在敦煌，我们和你的朋友一起出去，回来时她先分手了（是出于了解我的心思？我想），我想邀请你一起跟我再走远一点，也许顺着山坡，穿过苦泉—-有点操之过急。但是我还是把我的手放到你的后脑勺—我不知道这样表达了什么，但是觉得就应该这么做。--然后我回到了多萝西那里。我想让进展的速度慢一些…”多萝西是他夫人的名字。
他在信中描述如何寻找机会
我越是拉开距离，他越是紧逼不放，格外想出各种方法单独接近。他的这些行为和心思，让我越来越谨慎，终于我们经西安，赴成都，在瓢泼暴雨中陪他登上峨眉山，再去重庆，然后乘几天的船顺长江激流而下，终点是上海。在船上的时间是我最轻松愉快的日子。他们坐头等舱，我在有上下铺的、拥挤的二等还是三等舱。在我和他们的两个等级之间，一切都隔着十万八千里，而且还有人日夜守着通往头等舱、又拉上了套着红丝绒的锁链的过道，不允许那个舱位以外的人员随意靠近。在这几天里，高居翰几乎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接触我。只有在轮船靠岸的时候，我陪着他们一起在岸上散步或者买点小吃。
三峡的壮丽景色
经过三峡的壮丽景色，终于抵达上海，交通大学的人已经在码头举着牌子欢迎他们夫妇的抵达，我的翻译任务也就完成了。从上海，接着去做我的论文考察。就在我们要分手的时刻，他突然从包里拿出一包柯达反转片胶卷，告诉我说：你拿着拍些论文和教学实习需要的幻灯片。要知道，那时的一卷柯达幻灯片等于我一个月的研究生生活费。我在入学前有三年的工作经历，我的生活费是我原来薪水的90%，比我同班的直接从本科读研的同学多出来一倍以上。每一卷胶卷，就是我的整月全部收入。捧着胶卷，我深深地感动于他慷慨支持我的学术需要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无言地理解我们当时的状况。后来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发现他出门最珍惜的是胶卷，也从来没见他送过人。
考察结束回到美院，就不断地收到高居翰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充满了指导我在论文中如何研究石涛，那时有哪些学者对石涛有哪些不同的看法和研究结果、还有哪些英文著作如何讨论了石涛。信中详细地告诉我他在上海的讲座和其他活动，告诉我他在上海博物馆看到的石涛或其他人的作品。信中告诉我他接着要去南昌参加《八大山人国际讨论会》，并且在会上发表一篇关于八大山人的失疯考的文章。还告诉我，他也会在会议上遇到很多来自美国的学者。
信中也告诉我说《八大山人会议》结束后，他将回到北京，并且在中央美院做一个同样内容的讲座，希望美院会派我继续做他的翻译。信中又告诉我，他想到一个好主意，并且已经给他们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写了一封信，让她邀请我去他们学校做一个学期、或者一年的访问学者，算作是我的论文考察的一部分。这样的话，央美美术史系希望他替系里资料室收集的教学用幻灯片，书籍等资料，都可以由我来帮他和系里沟通完成。这样的话，也等于他们大学给中央美院未来留校的老师提供了进修的机会。信中还写到，他会不断地给我写信，把学术想法、活动、和周边发生的一切告诉我，我将来会有一本自己专属的“高居翰的书”（your very own Cahill book）,就是下图中复旦大学那几个字下面英文。
“你专属的高居翰的书”
对他的这种状态，我有一万个恐惧和担心；我有十万个理由需要保护自己；我更有一亿个理由感到受宠若惊：这么有名的学者，无论巨细，亲自写信告诉我他想到的每一个跟我的论文有关的材料、思路、和想法。他居然已经给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写了信，让她邀请我去做访问学者？我们美术史系只有大神老师才有过的荣殊啊？！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他所有的举动中，都含有“撩”的成分。不过他的手法非常细腻、精致、变化多样，不但令人眼花缭乱、有时还雾里看花，看不清真相。或许，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达到他希望通过美术学院，通过美术史系达到他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手段之一？也许这些花样尽出的“撩”，不过是我们到农村实习的时候，男同学“撩”撩乡村妹子那样而已，回到学校，就扔到脑后了。等他回美国，这一切撩就成为了过去，唯独保留下来和通过我美术史系、和美术学院建立的更为密切的合作关系。
八十年代末的校尉胡同美院的操场大院子
如果高居翰回北京时系里依然让我做翻译，我要更加小心，绝不能让自己陷进尴尬，一定要自持，自持。这些信件，已经很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念头，回到北京只会更加想方设法地寻找单独接触的机会，因此我要对他这一切行为、念头和书信，保持淡漠、拉开适当的距离。不然的话一旦被别人感觉到，就有可能被演绎成多汁多味的话题、添加成无穷无尽花边新闻。这些传闻伤害不到他，但是却会给我带来灭顶之灾。校尉胡同美院的大院子里的人最喜欢传播的就是这样的绯闻；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看到好像是胡同里大杂院一样的校园里那些男男女女、三三五五地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议论、嚼舌的场面。在传播中，各种酱汁佐料和意淫的想象都会被添加进来，并且闪电般地传遍整个美术界。真要那样，我一定会成为这些人茶余饭后谈资的牺牲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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