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又将到来，除了欢乐长假，我们还应缅怀和回望，缅怀革命先辈，回望激情澎湃的年代。
随着近些年来红色旅游、红色艺术越来越成为文化关注点，艺术头条也在2020国庆来临之际，推出红色艺术纪念专题，致敬从延安走来的一代艺术前辈，和艰苦岁月里的艺术精神。
古元
古元，从延安走来，以延安时期的一批黑白木刻版画奠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美术领域的成就。
如今再去回溯古元，早期的黑白木刻，后来的水彩创作，印证了古元的艺术人生里，有国家情怀，也有追寻自由的艺术精神。
对于古元先生的为人，他的后辈、学生和接触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谦和、朴实的人，就像他的艺术一样，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真挚的情感。
古元 《结婚登记》 1940年
在苦难中成长
古元出生在广东的一个巴拿马归侨之家，古元从小接受的教育让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就如“自由的曙光闪耀在苦难者的脸上”“昂着头迈着坚实的步子前进”这些如今后辈形容他作品的句子，都是出自他自己的语言。
1938年，因为内心对自由的理解和向往，年轻的古元毅然离开家乡，辗转几千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鲁艺美术系学习木刻，开启了他一生的人生和艺术追求。
进入鲁艺美术系学习木刻，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节点。女儿古安村说：“父亲从广州到延安，当时也不一定想当一个画家，他到延安追求的是民族自由。到了延安之后，他看到和敌占区不一样的生活气息，激发了他对生活美的表达。”
到达延安的古元
1939年夏，鲁艺从延安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那里有一幢教堂，党中央把这间教堂作为鲁艺的校址供师生学习。
当一座教堂改变为一所革命学府，反映了时代的大变化。在那里，古元刻了一幅木刻，内容是教堂外面的树阴下，一位青年学生正全神贯注地阅读书本，头戴军帽，脚穿草鞋，躺靠在横放的木凳上，从服装和姿态上看，他读的不是圣经，而是一本其它著作，标题为《圣经时代过去了》。
古元《圣经时代过去了》 1940年
在延安，古元开展起“识字一千”的活动，他用手边特有的粗糙纸片，画农民喜闻乐见的图形，用山上特产酸枣刺把图片钉在窑洞前，让农民来欣赏学习。
延安 古元艺术起步的摇篮
古元是从窑洞中走出来的。
对于自己的作品，古元喜欢征求乡亲们的意见。
有一次，一位老乡指着《羊群》那幅画：“应藏加上一只狗，放羊人不带狗，要吃狼的亏。” 另一位老乡补充说：“放羊人身上背上一条麻袋就带劲了，麻袋可以用来挡风雨，遇到母羊在山上产羔，就把羊羔装进麻袋里带回来。”
于是古元就依照他们的指点在画上进行适当的修改，其结果竟比原来的好得多了。
老乡们有时候也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为啥这人脸半边是白的那半边又是黑的？”“脸上为啥画上这么多道道？”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古元的版画很好的印证了这个方法，他舍弃了很多不合群众口味，重新进行创作。
1943年，古元的木刻作品入选中国现代木刻展，被送往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展出，“我父亲说，他们在创作版画时，并没有想过要走向世界，但却让我们延安的版画走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并被人民所记住。”古安村说到。
《哥哥的假期》 黑白木刻 9.5×13cm 1942年
1938年至1945年，古元在延安共创作了200余件作品，付出了巨大心力。
“我父亲把延安，特别是碾庄，当做是他艺术起步的摇篮，所谓摇篮，一定是对他印象最深、影响最大的地方，并始终贯穿其艺术生涯最重要的东西。”
抗日战争结束后，鲁艺师生接到通知，要在短短几天内到达东北解放区执行新任务，时间紧急，路线被封锁，为了保证行军速度，要求每个人身上携带的行李不能超过十斤。
当时，古元舍不得凝聚了自己太多心血和追求的版画，连夜把手头上的所有版画都拓印了一张，背在行李中，用唯一的一块油布包好。
行军路上，上级几次要求减重加速。古元是一个不善言词，非常守纪律的人，但古元这一次违纪了，他把行军最必需的一双备用的鞋扔掉了，粮食也扔掉一部分，留下了所有的画。
后来到了烟台，敌人封锁渤海，所有部队里的人都化妆成渔民、小贩、学生、乞丐，上级最后一次严厉通知，凡是能够暴露解放区痕迹的日记、报纸、书信等东西一律交给专人保管，一旦渡海与敌人正面交锋，这些东西需立刻沉入大海。
“父亲考虑再三，依然没有把画扔掉，他当时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决定到时一旦遇到搜查，就立刻跳海，不牵连任何人。”就这样，古元拼了命将这批作品带出延安，也成为现存唯一一套古元延安时期的原版版画。
古元《古城门外》27×39cm 1953
古元《雪后夕阳》39×53.5cm 1972
心中的净土
事实上，古元的艺术生涯始于水彩画。
起初，他喜欢画自己喜欢的题材，尤其是故乡的山水、农舍、牲畜，《香山回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1938 年古元北上至延安，并开始尝试木刻版画的创作，一方面是因为延安当时的条件，木刻版画所需原材料即梨枣木，比油画、水彩画相对容易获得，另外，版画线条简洁、表意明确且便于复制，更适合当时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宗旨。
延安时期古元的水彩学习和创作基本停滞，直到 1949 年，古元才再一次开始水彩创作。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古元的水彩作品如《古城门外》、《绍兴戏台》等，一方面显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色彩，另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延续了少年时代的艺术风格，具有传统文化意味。文革时期，古元的水彩创作基本中断。直至 1976 年，古元才应有关方面的要求，到海南写生创作出《防风林带》、《海南冬忙》等作品。1977 年到 1983 年间，古元重燃艺术之火，走遍大江南北，创作出多幅艺术水准较高的水彩画作品，多次举办画展。
古元《天安门之晨》
1983年至1987年，古元成为继徐悲鸿、吴作人、江丰之后第四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执掌中国最重要的美术教有机构。但古元是一个并不想当官的人。1985年2月，他向文化部党组写了一封请辞信，要求辞去院长职务，并推荐由年富力强、德才兼备的中年干部担任，组织部拒绝了他的提议。其实很多人觉得古元的个性其实并不适合当院长，他也不是那种领袖式的人物，他总是默默工作，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做一些实事，并获得了大家的认同。
《玉带桥》 套色版画
上世纪90年代前后，离开家乡多年的古元曾数次回到珠海，他眷恋家乡的的景色和乡音，他也画下了珠海新的变化。对于古元的水彩作品，吴洪亮并不认为都是完全的写生性的作品，他认为古元的《玉渊潭》系列就和《玉带桥》一样，古元在画面上融入了自己的态度，或许可以看作是文革后期古元对政治的一种逃离或回避，“然而逃离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态度。”
1992年，73岁的古元被确诊为癌症晚期。1994年，他创作了一幅水彩《西出阳关》，是古元有作品创作记录的最后一件，画面描绘的是骆驼迎着风沙出关的场景。女儿古安村说，这是古元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负重任劳、耐旱，向着目标踏着鉴定的步子前进，一直到晚年，他心中早期对于自由对于美好对于幸福的向往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衰减，反而更加纯净了，虽然生活中有各种坎坷，但是他心中的理想一直在追求，那是他的最高境界。”
后记：临去世前，古元告诉家人，要把骨灰撒到延安，撒到他喜欢的风景当中，他要跟大地融在一起：“如果人们记得我，看我的作品就好了，希望他们会记得会喜欢我的作品，会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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