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陶渊明的辞职是为了追寻远离俗务的田园山林,那刘知几和吴兢的辞职则是为了更好地在政坛之下完成自己的理想,因为政治的黑暗阻碍了他们抱负的施展。
“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 ——刘知几
“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 ——吴兢
二人都是在唐代官方修史机构史馆中工作的杰出公务员,曾合作修撰唐睿宗、武则天、唐中宗三朝实录,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刘知几出身书香门第,儿时父亲为他讲解《古文尚书》,刘知几对其中枯燥的治国之道颇不耐烦,唯独对史书《左传》情有独钟,父亲知其兴趣在史学,便允他通览群史,并引导他阅读和思考古代著名史家的史论,培养他的文史之才。这造就了少年刘知几超越常人的丰厚学养和敢于质疑的学风,让他在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崭露锋芒,成为颇受朝廷器重的史臣。而小他九岁的吴兢,虽然缺少刘知几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但从小立志贯知经史,励志勤学,受到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的赏识,被推荐到史馆工作,成为刘知几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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