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两个热爱史学的青年进入国家权威的
历史编修机构,应该是志得意满,踌躇满志,希望在此大展宏图的。不幸的是,彼时的史馆已不再是干净的学术机构,它已沾染了太多当时官场中不良风气。监修主管对史官的工作指指点点,要求修成的史书为当权者隐恶扬善,这违背了刘知几、吴兢这样正直史家的心灵底线和著史原则;高层的政治斗争也蔓延到原本清净的史馆中,同僚之间尔虞我诈,庸史之才荒废本职而以钻营升官为务。如此的乌烟瘴气,让刘知几和吴兢越来越感到不适和厌烦,曾经怀有的治史理想,在这里被压抑、埋没,那支原本应当持公执正的董狐之笔,不得不服从统治者的意志,流淌出隐讳不实的文字。这般现实让二人绝望,他们回顾自己的出仕生涯,发现竟无一件可圈可点之作,不禁悲愧交加,愤而辞职。二人都在辞职信中表达了自己掌史多年却一无所成的义愤与无奈,希望能够离开这片污浊的空气,去追求自己曾经干净纯洁的治史理想。
然而,二人毕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朝廷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刘知几因在辞职信中历数了史馆众多弊病而伤害了某些显贵之人的利益,日子愈加不好过,他索性退而私撰《史通》,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的煌煌巨著。而吴兢,在第一次辞职未被批准之后又三次上表,以父丧为由坚去史职,终获允许。与此同时,吴兢也和好友刘知几一样,私撰本朝国史以实现自己作为治史者的追求。他的著作,成为后来编纂《旧唐书》的主要史料来源之一,为后人了解客观真实的唐代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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