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在会场上展示中国的同时,总理还善于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双边接触,总理如何利用双边会谈为中国打开外交局面?
黄书海:万隆会议期间有很多双边会谈,总理做了很多工作,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进行接触和谈话,增进互相了解,将问题在正式谈判之前解决,减少不必要的矛盾和争论。总理飞往万隆途经缅甸,在仰光停留期间与缅甸领导人会谈,到达万隆后,又分别于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等国代表团和外长会谈,争取他们的支持,不仅如此,总理还去做当时持反华立场国家的工作。当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时,由于事先做了工作争取支持,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得逞。
新京报:你曾表示总理在斡旋万隆会议过程中,还将国内统战工作经验运用其中?
黄书海:我们事先与缅甸和印度签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总理最初想让会议采纳这五项原则,但一些国家不同意,说这是共产党提出来的。为了解决分歧周总理主动把五项原则分解为“七点和平宣言”,但有些人还是不同意,他们不喜欢共处(co-existence)这个字眼,周总理说,那好办,我们可以改成联合国宪章中使用的“和平相处”(live together in peace)。
最后大会联合宣言把七点和平宣言扩大为十项和平原则,其实这基本上就是五项原则的扩大和细化而已,最后皆大欢喜。 新京报记者 王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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