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寻找历史上的“方步亭”

凡是看过电视剧《北平无战事》 的读者，想必记得第七集的一个片段：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曾可达少将领导的北平“五人调查小组”，在位于张治中路的顾维钧住宅传唤中央银 凡是看过电视剧《北平无战事》 的读者，想必记得第七集的一个片段：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曾可达少将领导的北平“五人调查小组”，在位于张治中路的顾维钧住宅传唤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当表情严肃的方行长走进审讯大厅时，一向专横跋扈的曾可达将军竟然要求其余审讯官一起恭敬地起身迎接。看这架势，哪像是在审讯嫌疑犯，分明是在迎接贵客。虽然这是电视剧，其中不乏文学虚构的成分，但正如所有的文学素材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历史素材一样。《北平无战事》中的方步亭，在真实的民国历史中，也是确有其人物原型的。此公就是出身姑苏名族的贝祖贻，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就是“远东保险王”史带及其“友邦”集团的幕后大佬。

    《北平无战事》剧照中的方步亭

    “金潮案”牵涉到贝祖贻


    在民国后半期，贝祖贻官至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是蒋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的心腹，凭借这一显赫的权势网络，贝氏掌握国民政府的金融命脉，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贝祖贻身后还因子而荣，他的儿子就是当今享誉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


    或许是金融工作的阅历使然，贝祖贻在民国政坛上原本是一个行事低调的人物。但是，1947年春爆发的上海“金潮案”让贝氏卷入其中，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人物。


    上海金融案发生在1947年春，此案直接促动了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即“金圆券”的发行，并取代1935年发行的老货币“法币”。上海“金潮案”的发生与贝祖贻领导的中央银行脱不了干系。中央银行拥有货币发行权，为了应付通货膨胀的危机，中央银行被迫发行“大额纸币”，结果导致“金价狂涨”，令国民政府的纸币信用尽失。一时之间，上海奸商纷纷套购央行的黄金。据1947年2月11日的《申报》报道：“金钞在涨风潮，自过了旧历新年以来，突趋疯狂；到了昨天黄金已叩七百万大关，美钞黑市亦上至一万三千元，形势至为混乱，人心亦均惶惶。盖以金价上涨，必然牵连到一般物价的上涨，使工商趋于萎缩，人民生计益困。”当时，也有谣传上海“金潮”有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正受到各方猛烈攻击。宋子文被迫于3月1日辞职，贝祖贻作为宋的亲信也被免职。财政部长俞鸿钧虽然没有因此去职, 但其权威性无疑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


    这一背景被移植到《北平无战事》中。电视剧中的故事情节是：1948年7月，国统区粮价已飙升至36万法币一斤，北平参议会决议强令取消一万五千名东北流亡学生配给粮，引发了学生抗议，爆出了国民党空军勾结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走私弊案。美国照会将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中央银行急电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调查走私账目。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与调任北平警察局局长的徐铁英，组成“五人小组”，飞抵北平调查贪腐问题。在调查会议上，“五人小组”各怀鬼胎，而方步亭则被五人小组请去问话。


    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贝祖贻也被五人调查小组叫去问话。


     军统提讯贝祖贻


    蒋介石特命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原军统局）郑介民会同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负责组织“经济监察团”，实施紧急措施。1947年2月15日，郑介民抽调几百名军警工作人员，开始普查上海市银行、金号、米店、股市等交易场所，并侦察监视有操纵嫌疑之人物，一旦发现有可疑之人，随时逮捕。当日下午2时，郑介民在其寓所召集上海军警机关高级人员，讨论“经济监察团”组成人员，决定成立“上海五人调查小组”，其成员是：警察局行政处处长方志超，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市政府参事王新衡，宪兵23团团长吴光运以及中纺公司季源溥，此“五人调查小组”团长由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兼任。


    郑介民赴沪调查上海金潮案的背后，实际上还肩负了蒋介石的秘密使命，就是为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做好准备工作。1947 年2 月26 日, 蒋介石面谕财政部部长俞鸿钧，请其代电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有关行局: “自即日起, 所有资源委员会, 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银行, 中信、邮汇两局所存外汇, 应即悉数移存中央银行。等因。请即洽办。”拉开了币制改革的序幕。


    与此同时，作为上海金融风潮的当事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也如坐针毡，面临着上海“五人调查小组”的提讯。1947年2月15日上午，郑介民亲自到上海央行调查“2月1日之后黄金交易账目”，因贝祖贻尚在南京，由贝的助理、央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报告“金潮”经过。其后，郑介民宣称要“坐镇沪市，五日内暂不返京”。围绕上海“金潮案”，国民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相互倾轧，行政当局与立法机构，中央与地方，官股与商股之间展开复杂的政治较量，而贝祖贻则处于这场政治风暴的中枢，他的去留与否，直接牵涉到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奉有蒋介石“尚方宝剑”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如何处置贝祖贻，令国人拭目以待。

  受命调查金潮案的郑介民


    提讯现场如迎接贵客


    1947年6月3日的《申报》提前爆料说：“后日传讯前国行总裁贝祖贻，林（凤苞）、杨（安仁）亦同时传讯。” 6月4日上午9时，上海地检处终于提讯贝祖贻及其助手等人。闻风而至的各地新闻媒体记者一个个手拿“开麦拉”（Camera,当时的照相机音译），早已围在上海地检处大门入口处的两侧，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即将出场的上海“金潮案”主要“嫌疑犯”贝祖贻。


    此时，地检处大门口鸦雀无声，时钟走到1947年6月4日上午九时零五分。一辆绿色私家汽车缓缓驶来，停在地检处大门口。贝祖贻在其律师端木凯的陪同下，从容下车。贝氏身着“灰色西装”，面带笑容。下车时，记者的“开麦拉”（Cemera）纷纷将贝氏摄入镜头。按照正常管理，作为被“提讯者”，贝祖贻应该先到门房报到，但是他没有，而是径直向三楼的会客室走去，并且悠闲地坐下来喝茶。于是，地检处检察官丁傅恩只好协同书记官司徒碧华到会客室，临时把会客室作为法庭，开始询问。至上午11时20分，审讯结束。贝祖贻下楼时，摄影记者们又开动照相机快门，“咔咔地，拍个不停”。记者们把贝祖贻围住在其汽车门口，请其发表感想。贝祖贻连连笑称：“我们都是老朋友，老朋友！”拒不发表意见。


    事后，上海媒体就这次审讯，进行了冷嘲热讽，认为上海地检处提讯贝氏，贝氏的“狂妄表现”令国民政府的法律尊严颜面无存。有社论说：“查金潮案直接有关之重要人员，厥为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因央行出售金条而发生种种黑幕，贝氏实不能辞其咎。金潮案初发时，贝氏名列要犯。当时郑介民之口号为专打老虎，不拍苍蝇，故人人为贝氏危。但官僚资本庇护之下，贝氏非但未判罪，甚且法院传讯时，亦破千古未有之奇闻，以地方监察处办公室当作侦讯室，检察官移樽就教，开庭审查……只因被告为一显要，检察官丁傅恩不惜破坏法律尊严，以会议室权充法庭，实中国司法界之奇耻大辱也。”


    这就是历史中的“方步亭”——贝祖贻在1947年上海“金潮案”中的审讯情形。其面对检察官的泰然自若，面对记者提问时的“谈笑风生”，一句“我们都是老朋友”，足以说明这个历史上的“方步亭”，也即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贻，其应对调查人员的自如程度，足以让影视剧中的方步亭望尘莫及了。（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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