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揭秘民国档案中的诈骗案 行骗手段至今仍在使用（1）

杜吉善，30岁，因贫困无法度日，窃取同乡苏金山棉衣被两件，盗窃之后迅速将其典当出去，赃款马上消费。这是载于石门地方法院检察处《预审杜吉善窃取一案》中的一段文字。像这样的案件，在民国档案中，还可以找到一些。其实，现在多见的一些案件，如使用丢包计骗取行人钱财，1935年的《商报》就多次通过披露此类案件，提醒市民小心防范。民国时期，有的高明骗子甚至开始利用城市大众传媒为工具，欺诈社会公众。
八十年前的骗术，现在依然可见
1936年7月22日，出版的《正言报》披露了一起在石门市抓获盗窃惯犯的案例：李振声，25岁，北平大兴县人，伙同24岁的陕西榆次县人刘其海，一起结成盗窃团伙。两人曾专门拜师学诈骗技巧，学得“高卖术”（即吃柜台之小绺），长期流窜作案。他们曾在本市商场内偷窃过洋人物品，还有在桥东盗窃煤油的犯罪记录。曾与被石门市警察二分局抓捕的诈骗犯展新贵结伙，在郑州行窃时被警察抓获，经法院审判羁押在看守所。期满释放后，便搭车前来石门市。在街头游荡数日后，屡次找寻目标准备实施盗窃未果。由于本市各商号十分严紧，毫无破绽，不得下手，二人计议欲赴正定行窃。遂于次日下午三时半赶到车站，当平汉铁路第72次列车起动时，两人竟然扒车而上。不料在火车上伺机行窃前，被“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人员发现，立即将其二人扭下车，偷窃高手就这样再次被抓获。
民国时期，石家庄作为区域性商贸中心，各种商贸交易活动迅速增加，由于社会风气败坏，在各种经济活动中，财物诈骗犯罪活动明显上升。诈骗活动遍及城乡，诈骗身份五行八作，诈骗手段千奇百怪。这些年存在的骗术，如骗子在城市道路上合伙作案，使用丢包计骗取行人钱财等，在1935年的《商报》上，就曾多次披露，记者们通过一例例案件，提醒市民小心防范。
城市环境催生犯罪温床
八十年前，石家庄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在大机器带动下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城市周边传统经济结构受到冲击，很多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大批背井离乡怀揣希望的人到城市寻找他们的梦想。
但是，实际情况正像《南窑坑的贫民窟》一文所说，“许多刚来这里的人，对情况还不了解，认为这里一定比乡下好，特别亲眼见到街道上整日车水马龙，人流如潮，买卖兴旺发达，就认为这里一定是个能养活穷人的好地方。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城里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好。”城市有限的新经济不能将外来移民全部吸纳，于是多数外来破产者形成了游离于城市经济结构之外的游民阶层，大量游民客观上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不能过上正当职业生活，在得不到社会救济的情况下，其中的少数人选择用不正当方式谋生。
“石门本为五方杂处之地，居民混杂，良莠不齐”。一些人生活在新环境氛围里，受物质刺激，被奢侈熏陶，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化，形成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观念。于是出现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不正风气，社会腐朽思想观念甚嚣尘上。作为新兴城市的石家庄，以诈骗财物、盗窃财物为主要特征的侵犯财产犯罪迅速增加，对于大量城市游民而言，城市的生存环境既给了他们压力，也给了他们启示，走投无路之下，促使他们纷纷效仿犯罪，前赴后继，于是形成了城市治安秩序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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