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近来我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的互动时发现，从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学在中国的彻底解体，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汉学(特别是德国汉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并不在汉学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学科。这些汉学家在本国都受到过不同学科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跟中国的学者相比他们的强项显然不在经子史集诸方面。1933年纳粹上台后，大批的德国学者来到中国，他们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在大学中的有关德国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课程。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往往是从西方事例出发总结出来的元理论，经汉学家结合中国的事例的讲授，更容易让中国学生和学界接受。
如果说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在异常紧迫的政治形势下对西学做了应急式的接受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正是借助汉学家的方法和理论，中国传统学术才完全融入到了现代西方学术体系之中去。而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西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在北京大学担任西语系德语教授的傅吾康，自然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完善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仅是从上述的一个方面来理解德国汉学家的话，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汉学在以自己母语的形式进入西方学术思想之中以后，马上就为其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来自异域文明的新的参照系。正是借助于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成就才为德国的主流思想界所了解。傅吾康曾翻译过胡适的《说“儒”》，1935年和1936年，发表在由卫礼贤创办的《汉学特刊》(Sinica–Sonderausgabe)上。胡适所持的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是革新家、革命者的看法，直接影响了诸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这样的德国哲学巨擘。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的印度学家齐默尔(Heinrich Zimmer, 1890-1943)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思想，而在《孔子》一文中，他无疑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雅斯贝尔斯认为，孔子所谓的复兴古代，实际上是希望藉此建立一个新世界。想要恢复周礼的孔子，是要将外在的礼建立在内在的礼(仁)的基础之上，只有拥有了“仁”，才能证明人之真正为人。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孔子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想复辟周礼的守旧派，而是一个对礼崩乐坏感到失望、希望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革新家。如果没有傅吾康的介绍，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观念是否会真的出现？
六
2007年10月的一天，我还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任职的时候，突然接到傅復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女士发来的致亲朋的一封信，说父亲傅吾康教授已于9月6日在柏林溘然长逝了。傅女士在信中说，“我父亲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我想，凡是在近年来接触过傅教授的人，对他女儿的这一说法，是应予以首肯的。当时我马上想到了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诗中的一句：“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飞鸟集》第82首)。我以为，这句诗用在傅吾康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早在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跟张西平教授还专程到柏林拜会过傅吾康，当时他尽管已经是94岁的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记得当我们跟他谈及准备在中国翻译出版他父亲福兰阁和他本人的著作和回忆录时，他异常兴奋，两眼熠熠生辉。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父亲几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但当时的傅吾康毕竟是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者，说过一阵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有些体力不支。合影留念之后，我们很快便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成为了永别。唐人王勃尝言：“人之百年，犹如一瞬”。信夫！这位一个世纪中德历史见证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同时也带走了整整的一个时代。
(本文配图由傅吾康之女傅復生博士提供，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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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我在研究民国时期的德国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的互动时发现，从晚清教育制度的改革，特别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经学在中国的彻底解体，到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真正形成，域外汉学(特别是德国汉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来自欧洲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并不在汉学方面，而是在各不同学科。这些汉学家在本国都受到过不同学科系统的专业训练，他们来到中国之后，跟中国的学者相比他们的强项显然不在经子史集诸方面。1933年纳粹上台后，大批的德国学者来到中国，他们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就要接受在大学中的有关德国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课程。他们的优势在于，这些往往是从西方事例出发总结出来的元理论，经汉学家结合中国的事例的讲授，更容易让中国学生和学界接受。
如果说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是在异常紧迫的政治形势下对西学做了应急式的接受的话，那么进入民国之后，正是借助汉学家的方法和理论，中国传统学术才完全融入到了现代西方学术体系之中去。而曾在成都的国立四川大学、西南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在北京大学担任西语系德语教授的傅吾康，自然也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完善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们仅是从上述的一个方面来理解德国汉学家的话，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实际上，汉学在以自己母语的形式进入西方学术思想之中以后，马上就为其自身的文化发展提供了来自异域文明的新的参照系。正是借助于德国汉学家对中国思想的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思想的成就才为德国的主流思想界所了解。傅吾康曾翻译过胡适的《说“儒”》，1935年和1936年，发表在由卫礼贤创办的《汉学特刊》(Sinica–Sonderausgabe)上。胡适所持的孔子不仅不是一个复辟的保守者，而是革新家、革命者的看法，直接影响了诸如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这样的德国哲学巨擘。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的印度学家齐默尔(Heinrich Zimmer, 1890-1943)的帮助下开始研究中国思想，而在《孔子》一文中，他无疑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雅斯贝尔斯认为，孔子所谓的复兴古代，实际上是希望藉此建立一个新世界。想要恢复周礼的孔子，是要将外在的礼建立在内在的礼(仁)的基础之上，只有拥有了“仁”，才能证明人之真正为人。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孔子并非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想复辟周礼的守旧派，而是一个对礼崩乐坏感到失望、希望建立一个新世界的革新家。如果没有傅吾康的介绍，我们真的很难想象，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Achsenzeit)的观念是否会真的出现？
六
2007年10月的一天，我还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任职的时候，突然接到傅復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女士发来的致亲朋的一封信，说父亲傅吾康教授已于9月6日在柏林溘然长逝了。傅女士在信中说，“我父亲漫长的一生，精彩充实，富有尊严而令人敬佩，留给我们宁静祥和的最后回忆。”我想，凡是在近年来接触过傅教授的人，对他女儿的这一说法，是应予以首肯的。当时我马上想到了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诗中的一句：“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飞鸟集》第82首)。我以为，这句诗用在傅吾康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早在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跟张西平教授还专程到柏林拜会过傅吾康，当时他尽管已经是94岁的高龄，却依然精神矍铄。记得当我们跟他谈及准备在中国翻译出版他父亲福兰阁和他本人的著作和回忆录时，他异常兴奋，两眼熠熠生辉。他还向我们介绍了他父亲几本鲜为人知的著作。但当时的傅吾康毕竟是早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者，说过一阵话，我们明显地感到他有些体力不支。合影留念之后，我们很快便告辞了。没想到，这次的见面，竟成为了永别。唐人王勃尝言：“人之百年，犹如一瞬”。信夫！这位一个世纪中德历史见证者的离去，带走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同时也带走了整整的一个时代。
(本文配图由傅吾康之女傅復生博士提供，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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