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为中国着迷”的傅吾康:与胡隽吟结百年之好 （3）

三 


　　傅吾康教授可谓著作等身，早在1947年他就发表了用英文编写的《明代史籍会考(1368—1644)》，自1950年回德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中国的文化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851—1949年——中国革命的百年》、《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中国与西方》等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
　　作为历史学家，傅吾康一贯重视史料的运用，并将中文文献与西文资料并重，他的《明代史籍会考》就是在这方面最好的例证。在方法运用方面，他总是力图以西方的学术思想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欧洲学界尽可能多地理解远东的文明。在《中国与西方》一书中，傅吾康便称：“跟中国人的西方观相比较，在书中我更深入探讨的是西方人的中国观。因此这本小册子署为《中国与西方》而不是反过来的《西方与中国》。作者的首要任务是要让读者理解中国的立场以及面对西方时的中国态度。”此外，在历史的梳理方面，傅吾康从其父福兰阁那里继承了中国历史乃是一个连续发展过程的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运动和观念，他总是到中国历史中去寻找根据。在《中国革命的百年》(1980年修订版)一书中，傅吾康便强调要从中国历史的整体去看中国革命的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历史的自然延续。他从《易经》里“革命”的概念及孟子“君为轻”的思想出发，证明了“革命”并非到近代才突然出现的西方观念，作为争取平等权利的手段，“革命”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存在着。
　　跟将中国看成是一堆历史的古典文明这样的看法不同，傅吾康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古代、现代以及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与古典语文学派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 1880-1966)教授展开过激烈的辩论。他认为，海尼士所认为的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汉语口语不具备学术性的观点，尽管在第三帝国的时候使汉学免遭了政治的影响，但却割裂了中国历史的传承。在这一点上傅吾康依然秉承着他父亲的观点，亦即中国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傅吾康对近现代中国研究以及现代汉语的重视，实际上也开启了德国中国学研究的先河。


　　四


　　傅吾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快乐天性：随遇而安。我特别欣赏他面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时的随和、开放的姿态。汉学的家庭背景，殷实的家境，父母有条件让他在汉学方面比同辈人更具有优势。父亲福兰阁尽管在德国驻中国公使馆做翻译13年之久(1888-1901)，但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态度。正如福兰阁自己所描写的那样，早在他刚到中国的时候，他对中国便有一种非常开放、充满期待的态度：
　　从一开始我就日复一日地愈来愈明白，我来到的中国并不是像很多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度。这是在古代有着高度独立的文明的国家，并且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在别处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别的方式，如记述、出土或者从其他方面获得断篇残简，艰难且无法完整地予以修复，在这里却是生机勃勃的当下，人们可以有意识地认识和经历这一切。
　　这样的一个立场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从福兰阁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一再重复的对自然景观的迷恋和惊叹外，他尽可能客观地杜绝了各种各样的偏见。傅吾康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成长的，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抱有跟当时大多殖民主义者不同的态度。
　　傅吾康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柏林的另外一位汉学家海尼士(1932年10月，他从莱比锡来柏林，接替福兰阁在柏林大学汉学系的教授一职)，这除了跟他们上述的学术主张有关外，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海尼士对中国人的态度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他的自传《为中国着迷》中记载了一则小故事很说明问题：
　　另外一次经历也令我对海尼士保持距离。海尼士1932至1933年冬季学期来柏林上任以前，10月初，我们系要从法国大街搬到城堡附近一栋叫做“宫廷马厩”的古老楼房里。1930年从我父亲那儿获得博士学位的白乐日(Stefan/Etienne Balazs, 1905-1963)和我负责中文书籍的打包和拆包。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海尼士，他想表示感谢，就请我们两人上餐馆。喝了一点啤酒后，海尼士开始讲他在中国的经历：1904年到1911年间，他在武昌(今天武汉的一部分)的军事学堂——武备学堂担任德语老师。此时此刻，当他谈到“中国人”时，与在中国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国人通常所做的一样，以同样的无知和轻蔑谈论“中国人”。我深为震惊，我在父母家里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如此议论中国人，虽然我父母也在外国租界区，确切地说是在北京公使馆生活过。回家后，我极为愤怒地讲述了海尼士的观点，我父亲保持沉默——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同事兼接班人的坏话——但我发现，他是理解我的。
　　1937年傅吾康到了中国之后，依然保持着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热爱。他在1943年8月12日，给父母的信中写道：
　　我在这里的环境跟大部分其他的欧洲人士相比，与中国的世界更为接近，更为密切。跟在北平的汉学家们相比，也是如此。毋庸讳言，我自己也以最强烈的方式感受着这一文化的影响。从而也具有了从另外一个视角审视欧洲的能力。现在能如此透彻地认识这许多事物，以至于我已经不可能重新回到原先那充满成见和片面性的生活中去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五万年前的话，那肯定会比现在容易得多！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成为一个亚洲人，越是与我周围的环境亲近，我就会越加清晰地认识这里的一切。我自己亦愈加清楚地知道，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不愿像其他人一样陷入到这两个世界之中去，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立场。但我却清楚地意识到，我的立场在哪里，这一点我真的要感谢你们，这是你们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教给我的，从做各类小事开始，一直到责任感、独立思考的培养，这些都为我在思想方面深入探究周围的环境，并为我的行为打下了一个人类学的基石。
　　尽管傅吾康热爱中国，熟悉中国，但他那欧洲人文、人类学的视角却从未改变过，对他来讲，有意思的是既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又不至于丧失自我的立场。
　　在得知有机会可以陪政府代表团来中国的时候，他在1972年第一时间成为了德国外交代表团的一员，回到了他22年来日思梦想的中国。之后他在“四人帮”倒台后的1977年5月—6月与慕尼黑的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Leander Bauer, 1930-1997)跟随联邦德国大学的汉学家和东亚艺术史学家代表团来到中国。傅吾康对这一片土地的热爱体现在他的报告之中：
　　对于理解传统和现代中国，这次旅行所提供的内容和收获远远超过了我的期待……人们在一个贫穷、落后、紊乱和腐败的国度里做的事情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为保证大多数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而采取的行动，仅此一项就是巨大的成就。鉴于人口总数，今天的生活水平比过去还低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至于老百姓，虽然在团体旅行时与他们轻松交谈的机会有限，但还是能得到足够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了全面的结构性变化，然而，中国人的本质和行为方式没有根本的改变。这一感觉令我很欣慰：中国仍然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中国人既非天使也非魔鬼——在外国，批评家经常根据自己的立场如此描写中国人——而是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拥有程度不一的令人喜爱的秉性。在这次短暂的旅行中，我和中国人有多次令人高兴的相遇和交谈，日常生活的气氛令我愉快。因此，对我来说，告别中国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27年后再对自己曾生活过13年的“家乡”做细致的考察，让他有别于一般的记者或旅行者对中国的认识，傅吾康可以跟之前他亲历的中国相比较，尽管依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他明显地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以及中国传统的延续。他对中国的热爱，可谓是跨越了种族、宗教、政治等等因素。他在报告的最后说告别中国对他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他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告别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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