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晚清政治潜规则:多种多样的"官"系网(3)

 水涨船高，随着曾国藩地位声名的飞腾，入幕之宾，也一个个青云直上，

    督抚提镇，尚侍藩臬，遍及天下。湘系军事政治集团的大网形成了，幕僚们感戴荐主、幕主曾文正公。生前身后，歌功颂德，曾氏声名之隆，与此大有关系。

    湘系集团的崛起，幕僚的衍化，也与朝廷的扶植密不可分。雍正元年(1723年)清世宗胤禛在三月给吏部的上谕中就说，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晚清各帝既没有给督抚衙门增加编制，幕僚的延聘也只能听凭古老传统。批准曾氏的举荐，授予幕僚官职，则是出自朝廷的权柄。官场的“官系网”织成，朝廷也是织工。

    乡情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按照朝廷意旨，以息事宁人手法，处分了天津有关官吏和百姓，对法国则委曲求全。朝中弹章纷纭，众口交诟。北京湖广会馆，把曾国藩写的匾额拆除焚毁。表示了以曾氏为羞的姿态。群谤丛集，众口铄金，曾氏愧悔无已，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乡党之责，或者出于乡情，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乡土观念，在社会中，在官场上，成为一种看不见的联系纽带。

    曾国藩虽然因天津教案不能见容于乡党，而结成曾国藩为首领的湘系，就是靠着浓厚的乡土观念。湘军，兵源来自湖南，遍及三湘四水，以湘乡籍最多，人们以“湘军”称之，就释放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曾国潘的幕府80余人中湘籍占1/4，作为基本阵营是不可忽视的。湘军将帅，从创始到第二代如刘坤一等，基本上都籍隶湖湘。湘军将帅随着军事发展，遍布天下，后来成为督抚提镇，由军而政，形成庞大的湘系军事政治集团。

    乡土观念中添加了官场基因，凝聚了清末一个个地方实力派系。李鸿章出于曾国藩湘军幕府，所建淮军，所成淮系，主要的士兵来源、将领幕府也都以皖籍为主。

    盘踞皖北多年，在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叛降无常，双方皆有封赠，但始终不离本土的苗沛霖集团，提供了乡土观念的另一种倾向。叛降数次，忠的信仰似乎不起多大作用，乡亲不以此责难，苗氏拥兵自重，在两种敌对力量之间，凭藉乡土，存在多年。乡土观念的凝聚力有时超过朝廷提倡的忠孝观念的力量，皇帝们对此不寒而栗，不时调动地方势力的首领人物也是釜底抽薪的措施。

    清末，两江总督习惯地成了湘系的禁脔，自曾国藩以后，左宗棠、刘坤一、曾国荃、沈葆桢等都是湘系人物。直隶总督的交椅成了李鸿章的官场专座，一坐就是20多年。当王朝把国脉朝命无可奈何的靠在地方实力派上时，爱新觉罗家天下的命运就不能维持多久了。

    北洋系

    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朝廷也好，官场也好，都将他看作是淮军的领袖。关于中堂脾气的传说很多，相传挨了李中堂的骂，就等于领了当官的委任状，因而部下多以挨中堂臭骂为乐事。李鸿章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翰林。到19世纪70年代，不但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是文华殿大学士，位居首辅的当朝一品重臣。乡梓前辈，翰苑巍科，骂一声后生小子，似乎与礼不悖。但以此为乐，则反映了派系内部维系着森严的等级辈分。时人笔记，多认为李氏引用乡亲不分良莠，是淮系衰微的原因，是他不如曾国藩的地方。

    李鸿章长期任北洋大臣，却没有培植起北洋观念，袁世凯只不过任了六七年的北洋大臣却高高擎起了北洋的旗帜。“北洋将领”、“北洋陆军”、“北洋军人”、“北洋实业”等等，像商业广告一样盈盈溢耳，人人耳熟能详。袁世凯的军队，兵源多来自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数省，幕府人物也不局限于一省，颇像开放型制。但北洋观念，却成为连结这个庞大集团的津梁，一直延续到民国北洋政府的覆灭。

    袁世凯不学有术，连个秀才也没考中，后来以军干禄，其手段却远超过一般科举正途出身的书生们。他用贿赂把滋禧、奕劻及宫中太监头子李莲英等买通为其所用。金兰拜盟与徐世昌、载振等成了把兄弟。他大量地保荐推举手下的将领武士、僚佐宾客升迁官职，显然是个大荐主；袁氏30多个子女的婚姻，使他与张百熙、周馥、张人骏、吴大澂、端方、孙宝琦等人都有姻娅之好。清末官场，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门当户对”，在官僚等级内部联姻，巩固了一个个官员的地位，也成了盘根错节的派系集团的感情纽带。

    (摘自《晚清官场规则研究》，海南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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