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1）

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兴起了一个持续的高潮。特别是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总体解释之后，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费先生有一个"动态"的精辟的观点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①这一着名论断，目前已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明确认同与积极回应。不过相对说来，对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研究，学术界似重视程度较高，也有着长期的积累;而对于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不知何故，重视程度却一直不足。②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这段不长历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那漫长的"自在"阶段。因为正是经由这一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古老的中华民族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轻视对这段民族整合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


　　那么，在"自在"的中华民族与"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有何区别呢?笔者以为，最为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同样作为"大民族"共同体，组成它的各子民族除了数量、构成不尽相同外，在前者，人民对于其彼此之间客观存在、并不断得到发展和加强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还缺乏更为自觉的认识，对于共同的利益安危在感情上还缺乏强烈的认同，在交往上，也还存在着语言沟通等方面的更多隔阂等;而在后者，上述诸情形则基本都得到了改变(语言沟通上也有了相当的改善)。并且，基于各民族间全方位"一体性"的强烈体认，还形成了一个共同拥有和一致认同的民族符号或名称---"中华民族".这样一种民族"自觉"化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但如果只从观念史的角度来看，它则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最终在全社会得以确立起来的过程。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漠视和否认的重要历史行程。但目前，这一过程基本上尚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界所忽略，也是国内民族史研究重视不够、探索不足的领域和课题。关于现代"民族意识或观念",民族学界的认识虽还存在一定分歧，但一般认为，它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1)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2)在不同民族交往的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③。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也就应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大民族共同体和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两方面的内容构成。而其中，又显然以前者作为前提和基础。


　　这里，笔者想强调或补充的是，在"人民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实体的意识"中，不仅包括对于同一个民族符号或称谓的标举和认同，而且这一点在其中还理应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它乃是现代民族自觉最为突出的标志之一。因此，作为华人现代族群认同的标举符号或核心称谓，"中华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出现，何时开始具有现在的内涵，又何时成为人们口耳相邮、共知共鉴和共享共爱的常用名词，也就成为认知"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已有的民族史研究论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一般多取含糊的说法，或谓其在"民族"一词引入中国后不久，即被人"复合"而出，或谓其大体出现于20世纪初年，然后逐渐流传开来等。至于其出现的较为确切时间、内涵的演化及其缘由，似尚缺乏更为具体的历史说明。本着求真探索、以待来者的精神，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历史考察，并给予那些为这一观念的形成、确立作出过贡献的人们以历史的彰显。笔者以为，一种广泛流传的思想观念或思潮发展史真正富有历史感的研究，是应该同这一思想或思潮的概念群、特别是其核心主题词的社会传播与认同的考察结合起来进行认识，才能得以实现。尤其是像"中华民族"这样影响深远的思想观念，就更应如此。但愿本文从这一角度所作的考察，能够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现代认同的历史进程。


　　"大民族"观念的创发及其最初的指代词："中国民族"


　　从根本上说，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压之下，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传入和影响之下，对于其共同命运、前途、利益的感知和体验过程，更是其对彼此之间长期形成的内在联系与一体性的不断自觉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由"先知先觉"的认知、揭示、启发、倡导、鼓吹，到全民普遍认同的发展历程。据笔者所见，最早具有较为明确的现代中国各民族一体观念，且率先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者，可能均为梁启超。早在戊戌时期，梁氏已初步形成对外抵制外族侵略、对内实现族类团结的民族意识。在为满族人寿富创办的"知耻学会"所写的"叙论"中，他曾极言，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包括满人)应耻于"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④，同时告诫"海内外同胞"要合群自强，以"振兴中国，保全种族"⑤。他还强调"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非合种不能与他种敌",主张国内各个种族尤其是满汉两族甚至是整个黄种都应该"合体",以便去同外族竞争。⑥进入20世纪后，梁氏进一步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与革命党入"排满"思想的论战中，他那种横向联合的"同种合体"意识又得到强化，并同纵向的历史认同感相互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较为明确的中国各民族必须一体化的观念。1903年，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他公开表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于对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基于此，他还明确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的主张，并指出这是所有"有志之士所同心醉"的共同理想。虽然，此时他还并未完全摆脱大汉族主义的观念，认为"此大民族必以汉人为中心点，且其组织之者，必成于汉人之手，又事势之不可争者也",但他已能够率先意识到实现民族双重自觉的必要，认定必须抛弃"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以建设一个以"小民族"有机联合为基130础的"大民族"的宏伟目标，并"欲向于此大目的而进行".这种观念的创发，无疑显示出其过人的智慧和远见。在清末后来的改良派和立宪派党人之中，此种观念也具有前瞻性和代表性。从理论上说，梁启超形成"大民族"观念，是基于对西方有关"民族国家"思想认识选择的结果。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源很杂，但其中受伯伦知理的民族思想影响较深。他曾引伯氏所谓"同地、同血统、文字、风俗为最要焉"的"民族"界说，来作为自己"大民族"观念直接的理论依据。在注文中，他特别注明指出："地与血统二者，就初时言之。如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伯氏原审论之颇详。"⑦这种轻地域、血统，而更注重历史文化因素的民族认同观，对后来杨度等立宪派人物也产生过较大影响。有其实、有其意，就需要有其名以副之。共同体性质的所谓"大民族",将用何种名称来表述呢?它与过去中国历史上长期发展延续下来的民族联合体又是何种关系?对此，梁启超等人起初并不十分自觉。1901年，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一文，多次固定地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称汉族(古为华夏族)，有时则是将其作为对有史以来中国各民族的总称，而在后一种情况中，同时实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所凝成的某种一体性和整体性的涵义。该文对中国历史的时代划分，就是以此种意义的"中国民族"活动来作为主体依据的。所谓"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可以为证。⑧1905年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中，梁启超对该词的使用，也是此义："亚洲东南一部分，即所谓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岛者，实中国民族唯一之尾闾也，又将来我中国民族唯一之势力圈也".同年，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他还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两词。后者在范围上明显比前者要大，它包括了梁氏认为当时尚未完全融进"中华民族"的其他少数民族，如苗族、百濮族等。20世纪初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中国民族"一词的，并不限于梁启超一人，可能也不局限于改良派和立宪派。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新名词，可以说，它的出现和初步使用，正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萌生时在语言词汇上的最初体现和反映。不仅清末时如此，即便在民国"中华民族"一词已相当流行之后，仍然有不少人愿意继续使用该词，来表达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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