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李四光姓名由来（1）

 

  李四光夫妇在北京的结婚照。侯晓晨 摄 



　　2009年10月26日，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诞辰120周年纪念日。李四光的科学成就，大家早已熟知；可是，李四光与北京几十年的缘分，却是鲜为人知。今天，请您和我们一起出发，回溯历史的记忆，追寻李四光先生在北京的足迹…… 


　　教育街上的清学部：李四光对北京的最初记忆 


　　秋日的北京，天高云淡，金风送爽。乘坐新开通的地铁4号线，我在西单站下车，从西南口出站。地面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派繁华的商业区景象。 


　　我向南走了两分钟，右手边出现一个路牌：“教育街”。拐进这条胡同，闹市的喧嚣，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三三两两的行人，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 


　　教育街最东头，路北是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砖灰瓦，朱漆大门，门口蹲着两只石狮子。黄颜色的门牌上写着“教育街1号”。旁边，还有一个不显眼的灰色牌子：“清学部”。 


　　根据我查到的资料，这里最早是清朝敬谨亲王尼堪的府邸。爱新觉罗·尼堪(？-1652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第三子。早年屡立军功，顺治六年(1649年)封为敬谨亲王。顺治九年(1652年)，抗清将领李定国率军进攻衡州，清军惨败，主帅尼堪战死。敬谨亲王府南边的小胡同，在明清时期称为“铁匠营”，俗称“穿堂门”，很不起眼。到了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废除科举制度，成立学部，就在原来的敬谨亲王府办公。民国成立后，改学部为教育部，教育部南边的胡同也就改称“教育部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为“教育街”，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宣统三年(1911年)的秋天，一位瘦高的青年，踏着矫健的步子走进了这条胡同。和他同行的都是年轻人，一个个儒雅俊秀，意气风发。他们都是从各国留学归来的学子，此番进京，是要来学部报到，然后参加清廷组织的辛亥第六次游学毕业生廷试。 


　　1911年10月4日，清政府公布了考试的黄榜。学子们看了榜，纷纷走到那位瘦高的青年身边，祝贺他金榜题名。他向大家道谢，神态非常平静，只是微微抬起头，望着远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那张黄榜在“工科进士”后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李四光。 


　　李四光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为应付清廷才进京考试 


　　光绪十五年十月初三(1889年10月26日)，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下张家湾(今属黄冈市团风县)的私塾先生李卓侯喜得贵子。因为儿子排行老二，李卓侯给他起了个名字：李仲揆。 


　　生命最初的13年，李仲揆都生活在农村。5岁时，他进私塾读书，学习非常用功。每天午后放学回家，就和长兄一起帮助家里劳动，扫地、提水、推磨、捣米、打柴……晚上，又和哥哥一起在油灯下背书、习字。 


　　1902年，在洋务派首领、湖广总督张之洞领导下，湖北开始大量兴建新式的中小学堂，除了教学生传统的经书，还传授科学技术知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仲揆跃跃欲试。 


　　1902年，李仲揆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报名表。可能是太紧张了，他误将年龄“十四”填在了姓名栏里。发现写错后，他因为家里穷，舍不得花钱再买一张表格，正在犯难，抬头看见前面大厅正中挂的横匾上有“光被四表”这四个字。仲揆眼前一亮，将姓名栏里“十”添了几笔写成“李”，而在“四”后边加了个“光”字。从此他改名为李四光。 


　　李四光进入武昌西路第二高等小学堂学习，因为成绩优异，在1904年7月被选派官费到日本留学。1905年7月，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反对清政府的腐朽统治。1907年7月，他毕业于弘文书院，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主修舶用机关(船用机械)。 


　　1910年夏，他顺利结束了在日本的六年留学生活，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在湖北中等工业学堂任教，同时积极参加反清活动。但是，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官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必须进京参加考试。1911年，湖北学务处命令本省的留学毕业生于农历七月十日(公历9月2日)以前去北京学部报到。为了应付官府，也为了更好地了解清廷统治中心的虚实，李四光毅然决定去北京应试。于是，就有了前文所写的他到学部报到的一幕。 


　　考试发榜后不到一个星期，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李四光兴奋不已，马上南下武昌，投奔革命队伍。湖北军政府任命他为理财部参议。 


　　李四光的第一次北京之行，真是来去匆匆。也许，先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他还会回到京华，并且和这座城市结下更深的缘分。  


　地安门东吉祥胡同：李四光在北京租的第一间宿舍 


　　秋日的地安门，纵有车辆穿梭，行人往来，却毫不杂乱，保持了一份独特的宁静与从容。我从地安门东大街出发，经过几条小巷，来到了东吉祥胡同。由于旧城改造，这里正在拆迁，几乎没什么住户。 


　　在清朝，这条胡同位于皇城内，在乾隆时代即称为“吉祥胡同”。1920年的春末夏初，三位文质彬彬的年轻学者走进了这条小巷，轻声探讨着一些学术问题。 


　　三位学者当中，最年轻的叫丁燮林(笔名丁西林，1893年-1974年)，后来成为北大物理系主任，解放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年长一些的叫王世杰(1891年-1981年)，时为北大法学教授，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年纪最大的，便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四光。 


　　武昌起义之后，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913年，李四光获准赴英国官费留学。他与同时被批准的湖北军政府秘书王世杰等人同行，开始了自己第二次留学生涯。 


　　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期间，结识了同住一间公寓的丁燮林，在课业上互相帮助。1914年秋天，他结束了预科学习。与之同时，他的爱好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采矿业很发达，这使李四光认识到：工矿是实业的基础，国家要想富强，必须有充足的煤、铁等资源。因此，他进入了伯明翰大学采矿系学习。1915年，他感到矿产资源的开发必须依靠地质科学，又从采矿系转到了理科地质系，从基础学起，兼修物理学。1918年，他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19年，李四光游历法、德等国考察地质，登上阿尔卑斯山脉海拔4807米(新测为4810.90米)的勃朗峰研究冰川地质。1920年春末，应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一道返回北京，到北大任教。三人在东吉祥胡同共同租用宿舍。 


　　可惜的是，昔日李四光租住的宿舍，现在已经难觅遗踪。 


　　位于沙滩后街的北大理学院：李四光事业的新起点 


　　景山公园东门外，游人如织。我沿着景山东街，向北走了一小会儿，向东一拐，就走上了东西向的沙滩后街。 


　　这是条古老的街巷。清朝时名叫“马神庙街”，因街内有马神庙而得名。根据方志记载，马神庙的原址坐北朝南，为明代御马监马神旧祠。乾隆帝第四女和嘉公主(佛手公主)的府邸就在这条街上。民国年间，李四光到北大任教时，这条街称作“景山东街”(现在的景山东街原名景山东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才改称沙滩后街。 


　　沿着沙滩后街向东走，路北就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培训基地。如果追溯其前身，正可以从和嘉公主府算起。当年和嘉公主夫妇二人很年轻就去世了，公主府也冷清了一个多世纪。1898年，清政府在此兴建了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在院内新建了一些教室、实验室和宿舍。1918年，北京大学中文、历史、哲学等系迁到了新建的沙滩“红楼”，理学院仍然留在公主府的旧址。1952年，北大迁入燕园(也就是现在的校址)，马神庙的旧址成为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办公地点。2005年9月，人教社迁到了海淀区魏公村，而把这里作为该社的培训基地。 


　　整整89年前，1920年秋末，李四光到北大担任地质系教授，就在现在沙滩后街的校址，为学生主讲岩石学、矿物学、地质测量及构造地质学等课程。这时的李四光，经过十几年留学生活的磨炼，不再是昔日那个质朴青涩的农家少年，而是一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知名学者。不过，他并没有改变勤劳的本色，马上投入到对中国各地能源的调查研究之中。1921年，他带学生到河北沙河县、山西大同盆地等地进行煤田地质调查，还到北京西山杨家屯煤矿、三家店、昌平南口等地实习。1922年，李四光被推选为中国地质学会副会长。 


　　1923年1月14日，李四光与许淑彬在北京喜结良缘。许淑彬是一位大家闺秀，时为中学教员。她爱弹钢琴，李四光会拉小提琴(1920年曾在法国创作《行路难》一曲，是第一首由中国人创作的小提琴曲)，夫妇二人琴瑟和谐，相濡以沫。婚礼上，蔡元培先生充当证婚人，丁燮林、王世杰、陈西滢、凌叔华等人都来参加婚礼。李四光结束了“单身”的生活，从此搬出了东吉祥胡同，在东城学池住了一段时间，又迁往三眼井胡同西口外北边，造了一所宅子。 


　　回国后的短短几年，李四光的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沙滩后街的北大理学院，就是他事业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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