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历史的吊诡:为后人所讴歌多是"治世"而非"盛世" （2）

然而，历史的吊诡却表现在：偏偏是非“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最为后人所讴歌，最为后人所向往！究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核心内涵是“治”：国家充满朝气，社会充满生机，君臣充满追求，民众充满希望，历史充满机遇！
“治世”与“盛世”的差异，当然不胜枚举，但我认为，两者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这首先是两个时期的社会心态截然不同，即浮躁与清醒的两极对立。
“治世”的统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进取的心态，对历史上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有认真的总结和借鉴，对为政治国的得失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如汉文帝就以秦亡为鉴，致力于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强调“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些统治者才能够践行儒家所倡导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从”的为君之道，心态平和，不事铺张，说实话，办实事，带头提倡节俭，让利于民。汉文帝不愿以耗费十家之产的代价（这已经是少得可怜的费用了）替自己整修露台，将国家征收赋税的额度一减再减，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干脆分文不取，降低广大民众的负担；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释放宫女、奖励耕织等等，就是他们头脑清醒、举措得宜的证明。
反观所谓“盛世”的那些统治者，情况则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府库充溢，民众丰衣足食，他们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开始不再安分了，要折腾胡来了。
一是大摆其谱，充撑门面，搞政绩工程，做官样文章，大树特树皇帝的权威，唯恐“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场面不够光鲜亮丽。汉武帝大兴土木，封禅泰山；乾隆皇帝踌躇满志，自诩“十全老人”，等等，就是这种浮躁心态的折射。
二是好大喜劝，穷兵黩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么他们“念兹在兹”的，就是汲汲于扬天朝国威于四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动辄大张挞伐，用兵四方。汉武帝为汗血宝马血刃大宛，唐玄宗为扬名立万远征南诏，很显然皆是出于好大喜功心态的驱使。其结果只能是一个：扰乱天下，贻祸人间，所谓“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三是贪图安逸，穷奢极侈。歌舞升平，让统治者有了自诩的本钱；府库盈实，让统治者有了享乐的条件。于是励精图治之心渐消，奢靡纵欲之念日长。宫殿唯恐不够华丽堂皇，珍馐但愁不够铺张丰盛，妃嫔只恨不够妖艳妩媚，一头扎进酒池肉林，日夜徜徉温柔之乡：“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治世”与“盛世”的君主心态和行径固然南辕北辙，而作为社会良心的士人（也即今天的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也同样判若云泥、泾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关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禀持和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如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有勇气做“乌鸦”，痛陈“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各若干条，鸡蛋里面挑骨头，汲汲于提醒统治者尽“明主”之职责，为改善民众的生计进献负刍之言；景帝时的晁错，殚精竭虑，为天下求治论“贵粟”，议“实边”，道“削藩”，最后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唐代的魏征心系社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犯颜直谏，恪尽职守，为“贞观之治”的造就，奉献了自己的忠诚与才智。可见，在他们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传统士大夫“兼济天下”的高尚风骨，因而成为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范，名垂青史，震烁古今。
可“盛世”的士人，却多是另外一种面目。他们要么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写一些诸如“云想衣裳月想容”，“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东西；要么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胀，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样的言辞，又怎是一个“狂”字了得！至于风骨，则更是谈不上了。董仲舒蹲了几天大牢，立马学乖巧，“遂不敢复言灾异”；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转眼沉湎于醇酒美人，放纵无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说明在“盛世”莺歌燕舞、纸醉金迷的大氛围之中，士人们亦迷失了自我，不复再有激扬清浊、针砭时事、充当社会脊梁、引导社会正气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随同社会的沉沦而一起没顶。
其次，是两个时期的社会秩序的截然不同，即和谐与撕裂的两极对立。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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