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度时艰。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贞观之治”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典型。贞观前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灾频繁,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相当困苦的。然而,民众凭着朴素的直觉看到了朝廷朝“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努力,所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依然对朝廷充满期待,抱有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织,“流散者咸归乡里”,使生产迅速恢复,生活逐步改善的愿望转变成为现实,“斗米不过三四钱”。而唐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污腐败的举措,又确保了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 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此时,物质尽管远较“治世”为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为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最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最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社会秩序日益恶化,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列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契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极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黄朴民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原题为“‘治世’与‘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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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典型。贞观前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灾频繁,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相当困苦的。然而,民众凭着朴素的直觉看到了朝廷朝“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努力,所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依然对朝廷充满期待,抱有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织,“流散者咸归乡里”,使生产迅速恢复,生活逐步改善的愿望转变成为现实,“斗米不过三四钱”。而唐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污腐败的举措,又确保了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 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此时,物质尽管远较“治世”为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为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最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最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社会秩序日益恶化,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列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契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极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黄朴民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原题为“‘治世’与‘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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