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历史的吊诡:为后人所讴歌多是"治世"而非"盛世"（3）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治世”统治者的清明、节俭、勤政、进取，士人群体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种率先垂范，这种身体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因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普通民众就容易“与上同意”，体谅和理解朝廷的处境，愿意与统治者共度时艰。这样，就比较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戾气，大大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和谐，达成社会相对的动态平衡。
“贞观之治”在这方面可谓是一个典型。贞观前期，战乱的创伤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灾频繁，民众的生活其实还是相当困苦的。然而，民众凭着朴素的直觉看到了朝廷朝“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努力，所以，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仍遇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也依然对朝廷充满期待，抱有信心，所谓“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怨嗟，莫不自安”。一旦情况有所好转，民众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织，“流散者咸归乡里”，使生产迅速恢复，生活逐步改善的愿望转变成为现实，“斗米不过三四钱”。而唐太宗慎重选择地方官吏，整肃贪污腐败的举措，又确保了朝廷的安民方针与措施能够落到实处。
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饭，社会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又相对较少，那么，社会上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情况也自然随之递减，社会秩序自然显示出“和谐”的气象，所谓“无复盗贼”、（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云云，就是当时社会相对“和谐”的形象写照。在这样的背景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煌煌“治世”, 遂永远定格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会状态却完全不同。此时，物质尽管远较“治世”为丰富了，国力尽管远较“治世”为强盛了，但是，“福兮祸之所伏”，其背后蕴藏的破坏性力量却在全盛的同时迅速地积累增长。
具体地说，统治者的好大喜功，穷奢极侈；士大夫的纵情声色，苟且自安，其结果一是最大的家业也给折腾垮了，最多的财富也全打水漂了，国库枯竭，入不敷出，所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二是导致社会财富更快地向少数权势者手中集中，贫富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贪墨，小民无告，社会危机四伏，社会“和谐”越来越遥不可及。董仲舒所悲叹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成为社会生活中割裂族群的无情利刃；杜甫所控诉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态，成为社会生活中酝酿动乱的巨大温床。
社会秩序日益恶化，铤而走险的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卷九十《酷吏列传》）。这就是汉武帝晚年自己亲口承认的所谓“亡秦之失”。一旦有契机，这股破坏性的力量就会以极其可怕的方式释放出来，造成社会的大失控，大动荡，将整个社会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亡秦之祸”遂成为现实！如唐玄宗“开元天宝盛世”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可见，“盛世”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弯，便向“衰世”甚至“乱世”滑落沉沦，这是历史的嘲讽，更是历史的无奈！
所以，我们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痴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选择应该是：与其汲汲执迷于“盛世”的梦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怀！
（黄朴民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原题为“‘治世’与‘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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