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古代"宣讲"史话 谁把教化变成了教唆(2)

朱元璋创意
圣谕“搞宣讲”，并非大清国的产物，其根源甚至可以上推到遥远的周朝。那时的政府，就经常组织群众开会，学习中央文件，评选和表彰村里的好人好事，只是十分松散，类似乡村俱乐部的周末休闲。
将这种休闲活动转变为公权力强制推行的群众运动，则是大明帝国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朱皇帝坐定江山后，一手拿着大棒，制定了严酷的《大诰》，其刑罚之多、之细、之惨烈，亘古罕见；另一手则拿着胡萝卜，制定了六条最高指示（《六谕》），要教化天下。这两手合起来，就是所谓的“明刑弼教”。朱元璋的《六谕》，成为他为全国人民确立的行为准则：“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
细节决定成败，为了推行大棒和胡萝卜，朱元璋大抓落实，建立起了宣讲制度，主要内容就是《大诰》和《六谕》。
宣讲制度的主体，是《礼记》中倡导的古老礼仪“乡饮酒礼”，所谓“乡饮酒之礼废，则争斗之狱繁矣。”在中央的强力推行下，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大明帝国各乡村都要举行“乡饮酒礼”，以“申明朝廷之法，敦叙长幼之节”。
“乡饮酒礼”很隆重，由各地一把手（知县）亲自抓。当天，知县要率领机关干部及民众代表，在县学集会，齐声朗诵朱元璋钦定的“乡饮”谕旨：“恭惟朝延，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竭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
在乡村，则由本地的“乡约长”（类似乡长、村长）主持。《明史》中对这种“乡饮酒礼”有详细记载。而《惠来县志》则记录得相当生动：事前一天，洒扫庭除，供奉诰谕牌。开会当天，民众群集，鸣鼓三通，“约赞”高喊：“序立，跪。读圣谕。”“约正”则将诰谕牌捧在胸口，南向站立，朗读圣谕。随后，众人再度跪拜，起立后，宣读县谕。读毕，“约长”就说：“自今以后，凡我同乡之人，诋奉戒谕，齐心合德，同归于善。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众人齐声呼号：“若有二三其心，阳善阴恶者，神明诛殛。”口号喊完，“约赞”就继续指挥行礼：“鞠躬，拜，兴。拜，兴。平身。”
“乡饮酒礼”之外，宣讲制度的日常执行，依靠的是遍布乡、村、堡、寨的“讲约处所”。这种将组织建到基层的细腻作风，确保了广袤的明帝国，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能为普通民众传道，讲解《大诰》和《六谕》。
其实，在宣讲学习最高指示的活动中，“大棒”《大诰》得到了远比“胡萝卜”《六谕》更大的重视。朱元璋要求，《大诰》务必要做到家喻户晓，以免“田野之民不知禁令，误犯刑宪”，这实际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民“普法教育”。
掌握《大诰》的熟练程度，成为考核官员的关键因素，一票否决，“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 官员们如果学不好法律，就要打屁股，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高标准严要求，尽管这丝毫也没有提高官员们“法为民所执”的意识。
政府大量印刷《大诰》，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大诰》被列入公务员考试（“科举”）的内容，基层知识分子（生员和塾师）被指令要在朔望（初一、十五）、农闲和乡村节日时，为农民讲解《大诰》，并进行考核奖励。
更绝的是，朱元璋指示，在刑事案件中，被告家中如有《大诰》，则可以减刑，反之罪加一等：“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各加一等。”《大诰》成了刑罚的打折券，自然成为家家户户收藏的重点。
这种颇具大明特色的宣讲活动，虽然谆谆教诲民众“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但暴虐的明帝国最后还是在血雨腥风的暴动中被自己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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