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向全民敛财：王安石变法为何掩盖真实目的（3）

从上面四项法令来看，就是把原来民间资本经营的能赚钱的商业、贸易以及金融业转为官办的垄断企业，通过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把国家经营得不好的养马业转为民办，减少国营企业的亏损，为国家减少支出。这一增一减，国家的收入就增长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当然，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完全做到不增加百姓的赋税，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增加百姓赋税的办法。原来北宋官府里除了官员之外，还要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是由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充当的，存在着人员流动性强、业务不稳定、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改由各家各户按一定比例交钱，由官府再拿这笔钱雇佣稳定的衙役，长期从事此项工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对特困户的减免措施)，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使官府所需衙役(包括衙前重役、散从、马夫、典吏等)职业化了，变成了领国家官粮的“行政事业单位成员”。而全体老百姓则需为这些人员多交纳一份“行政事业附加费”。如果说，前面四项法令还是通过官办企业的方式间接为国家敛财的话，那么“募役法”则是赤裸裸的以增加税赋的方式直接为国家敛财了。因为这项法令解决的不仅是官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稳定性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国家收入。这笔帐很简单：原来每十户百姓，每年有两人去官府服役，这一年只是有两户人家受影响；变法后，这十户百姓年年都出钱，由官府再分雇两个别的人去服役，这十户人家从每五年轮一次有负担变成了年年有负担。而且，十户人家交上来的钱，也许是够雇佣五个人的，可官府只需要两个人，那多出来三个人的钱就变成国家增加的收入了。据统计，熙宁九年(1076年)，收的免役钱为1041万，实际雇佣衙役支出只有648万，节余392万就成为国家多增收的钱了。另外，从熙宁六年发出的青苗钱利息来看，剥削率也够高的了，当年发了1103万青苗钱，收回的利息是292万，利息率约为26%，按现在的标准，利率也不低了。(有资料说当时的高利贷利率为100%到200%，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准确性。)由此看来，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敛财，增加百姓负担，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如下： 


    1. 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收入。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卷332)；熙宁九年免役法的收支情况为：这年全国共收免役财赋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匹石两)，支用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匹石两)，宽剩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匹石两)；神宗逝世的元丰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八千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三百(贯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贯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贯石)。 


    2. 裁汰了军队冗员，节省了军费，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根本的提升。熙宁五年(1071年)军队改革，将全国禁军缩编为五十七万人，厢军缩编为二十三万人，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裁减到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应该说裁兵幅度与军费节减幅度都很大。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提升。后来，神宗虽然主动出击西夏，但并没有获得胜利。 


    3. 变法剥夺了原来从事商业批发和金融信贷业务的商人的收益，使之转为国家收益。 


    4. 变法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市易法、青苗法等只是把原来由商人集团获得的利润转归国家所有了，百姓的负担没有减轻。而募役法等又给百姓增加了新的摊派，所以说百姓的负担增加了。 


    至于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变法派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之类的说法，纯属现代人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的杜撰，与变法本身毫无关联。 


    关于变法的争论与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公认的有德君子，他们两个人对变法的不同看法，确实出自不同的政治理念，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国家的职能上。司马光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因此朝廷不生事、少给百姓增加负担就是最好的国家。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不作为、不生事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王安石认为，国家必须积极进取，国民均应为这种进取承担义务，所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简言之，有作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自现代的眼光看来，司马光的观点未免空阔迂腐：你不进取，不强大，人家西夏、辽国、蒙古就不进取、不强大？人家就不打你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人们无法接受的。而要进取，就得让全体国民都承担义务，就得向全民敛财，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去干什么，又干得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观点：以效果论对错。在王先生看来，王安石变法向全民敛财，这无对无错，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干了什么。如果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家强大了，平辽灭夏，那么，敛财就是该敛的，人民的牺牲和付出也是值得的，可王安石的变法除了敛财之外，并没有使国家强大，人民白付出代价了，所以变法总体上应受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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