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古代"宣讲"史话 谁把教化变成了教唆(3)

编辑:秋痕 来源:人民网
 
雍正的高潮
赢得了江山的大清帝国,在将大明帝国打倒并踏上一只脚的同时,却接过了朱元璋创始的“宣谕”法宝。
清军入关后8年(1652年),疾风暴雨的军事斗争已经结束,摆在顺治皇帝及其大臣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恢复秩序和生产,消除被征服地区的敌对情绪。顺治毫不客气地盗用了朱元璋的版权,居然一字不改地向全国颁布了“圣谕六训”。
7年后(1659年),盗版事件再度发生,顺治下令,在全国建立“乡约”,每月朔望讲解《六谕》,全面恢复了前明的精神文明建设,区别只在于台上台下的人都剃去了前额的头发,而在脑后拖上了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
康熙皇帝在智擒鳌拜后次年(1670年),颁布《圣谕十六条》,“尚德化刑,化民为俗”,这成为少年天子手上犀利的统战工具,成功地消弭了汉人的敌对情绪,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中,康熙都得到了汉人的支持——至少没有遭到大规模的反对。而三藩、台湾收复之日起,在清军进驻的同时,《圣谕十六条》的宣传队也随同进驻,不仅在军中要宣讲《圣谕十六条》,也在民间广泛宣讲。
自此之后,直到抗日战争的200多年间,《圣谕十六条》的宣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组成部分。《圣谕十六条》也成为“毛主席语录”之前,中国最为家喻户晓的领袖语录。
《圣谕十六条》的内容是: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
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
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
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显然,这是朱元璋《六谕》的2.0版本。
不久,安徽繁昌县知县梁延年,考虑到《圣谕十六条》还是太有文化了,就用白话进行讲解,这一创举,受到康熙皇帝的高度赞赏。梁延年再接再厉,又收集了经史上的一些古人事迹,配上插图,编写了一本《圣谕像解》。黄钟大吕变成了民间小调,这种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创了“十六条”走向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金光大道。
雍正在充满了烛影斧声式迷雾的皇位PK赛中胜出之后,将宣讲《圣谕十六条》的活动推向了巅峰。即位之初,雍正就将“十六条”逐条扩展注解,编成了《圣谕广训》一书,“皆四书五经之精义”,洋洋万言,第一次为全国人民在各种生活细节上制定了行为规范。
对此,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却很不以为然,他在1935年9月(此时“新生活运动”正如火如荼)所写的《国父遗教概要》一文中说:“《圣谕广训》中最可注意的一个要点,就是其中十六条,凡普通修身做人的道理,都讲到了,而独独不讲‘忠’的道理;亦不提‘耻’的观念。这就因为满清恐怕我们汉人知耻尽忠的时候,就会起了汉人国家民族的思想与爱国复仇的精神。”这当然是蒋氏附会,清代帝王涉及“忠”、“耻”的谕旨不计其数。
蒋介石还说:“总理(孙中山)曾经对我们说过,满清入关以后,其建国规模最伟大而为汉唐以后所未有的,就是教育。他的第一个方针就是要把汉人的民族思想完全消灭,所以根本上不许人民讲国家民族。第二个方针则是在正人心,厚风俗,使人民安分守己,都做好人。”显然,蒋委员长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正是这“第二个方针”的活学活用。
《圣谕广训》的宣讲,被雍正皇帝当做头等大事之一,这不仅仅是“搞宣讲”之类的效忠表演秀,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政治宣教和社会软控制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雍正或许正是令大清逃脱“胡人无百年运”宿命的关键人物。
之前的宣讲,虽然一直有文件,但因为种种原因,都基本是一纸空文。雍正七年,中央下令整顿,在全国建立健全“乡约宣讲”网络,省、府、州、县、乡、村,一竿子到底,而且从娃娃抓起。
在《钦颁州县事宜》这样涉及人事组织体制建设的中央文件中,设有专门的“宣讲圣谕律条”,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圣谕宣讲的体制化、系统化。
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关键。对于宣讲人员的选拔,雍正皇帝十分重视,不仅要求品行端正、德高望重,而且还必须口齿伶俐,这样的人才,才能担负起宣讲的重任。最早,都由地方行政长官亲自带头宣讲,同时,建立起了专门的宣讲队伍。为了激励这批宣讲员的积极性,雍正皇帝设立了奖惩制度,凡在宣讲岗位上工作三年且有成效的,“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反之则“即加黜罚”。宣讲得力,还有望到首都觐见领袖,这大大激励了基层宣讲人员的积极性。
雍正皇帝继续鼓励圣谕宣讲走群众路线。山西盐运使王又朴编著了《圣谕广训衍》,比康熙朝的《圣谕像解》更加通俗生动,其中大量的句式都是白话文,如:“朝廷立下法度,原为治那不好的人,但凡没良心的,为非作歹的,有官府们处治他,叫他知道儆戒,好改过自新。难道设下个衙门,倒叫奸诈人去害好人不成?”雍正皇帝十分欣赏,下令全国推广。考虑到不少宣讲者的“普通话”水平不一,同意他们用方言土音宣讲。
雍正皇帝还从朱元璋那里受到启发,规定所有公务员初级考试(县考、府考),考生需默写《圣谕广训》,不可有错,也不得有任何误写或添改,否则不予录取。宣讲的成效,成为地方官员考核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雍正皇帝的大力推动下,大清国出现了宣讲圣谕的高潮,每到初一、十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万岁声响彻云霄。这不仅成为政治教化、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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