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古代"宣讲"史话 谁把教化变成了教唆(4)

“宣讲”好饭碗
有作为才有地位，有地位才有作为。在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圣谕宣讲人的地位不断上升，甚至成为一个有相当吸引力的职业。
雍正年间，宣讲人除了有机会觐见领袖的政治荣誉之外，还有现实好处：宣讲时期可以领取工资福利。中央确定的标准是，“每年各‘约正’（主宣讲人）从地丁钱粮各给银六两，以为化导衣食之资……其‘直月’（宣讲人）每年亦从地丁钱粮各给银三两六钱。”这一标准，大大超出了当时的人均年收入。
工资标准的执行，在各地并不一致，有的地区仍然以荣誉鼓励为主。到了乾隆年间，全国基本都做到了宣讲人可以免去徭役杂差，这等于是享受了一半的干部待遇，吸引了不少乡村能人加入宣讲行列。
从零星的史料看，在此后的200多年间，虽然标准不一，但各地多少都给予宣讲人一定的物质利益：
王凤生在浙江为官时，就要求“所带‘讲生’盘费伙食，并随从人役饭食钱文，务须按时按名发给”；
台湾府则规定：“每月本辕‘讲生’制钱一千文，郡庙‘讲生’另有公费”；丁日昌在江苏则给宣讲者每月发放5000文，其他志愿者（主动跟随宣讲的）则“年终由县酌奖花红，贫者量给膏火，尤为出力者，专案禀请奖励”。
但是，大清国的财政毕竟是“吃饭财政”，从康熙年间就确定了“永不加赋”的国策，而道光朝之后，对外战争赔款的负担日益严峻，虽然也通过聘请洋干部整顿海关等，但也只能勉强应对。而根据清制，“搞宣讲”的宣讲人，并非公务员序列，许多地区都难以在财政中为他们列支。经费的问题，其实是导致“搞宣讲”时而嘹亮、时而低迷的根本原因。
乾隆年间曾任兵部左侍郎的凌如焕，因此指责地方官员短视。其实，凌如焕是有点苛责了。官员们但凡还想进步的，都很清楚“搞宣讲”是讲政治的体现，而且远比搞经济更为简单、“速效”。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赈灾救济等民生问题，乃至搜刮聚敛等个人问题，都远远排在“搞宣讲”之前。好在政府缺钱却从不缺权，而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一声令下，“搞宣讲”讲政治的费用，就由当地的官绅“自愿”捐献，或向民众摊派：
甘肃皋兰县的“月需十两”，由官绅“特先捐银百两，暂供始事之用，俟捐有成数，发商生息后仍交本地绅士轮流董管，以免官吏侵挪”；
山东惠民县“朔望宣讲，仍以原派拨贡生高绍颜宣讲，每次由县捐发京钱一千文”；
内蒙宁城县“每乡置乡约一名，其所有费用，悉根据地亩由地方摊敛之”。
也有些地方更有创意。
新疆专门为这些“乡约”拨出了“养廉田”，产权仍归国家，但收入全部用于供养这些宣讲人。湘军名将、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说：“既设‘乡约’以办事，即不能不酌筹款项以津贴‘乡约’”。可见，看似只负责“搞宣讲”的宣讲人，其实已经成为握有实权的乡村干部。
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以宣讲圣谕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乡约”，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逐渐演变为编制外的乡村行政机构。
“约长”、“约正”之类，其选拔的标准，要求是绅衿富民，或者家族耆老，起初甚至还有着学历的门槛，但不少乡村并没有举人、生员、监生等这些有学历的文化人，也不能光依靠上级组织的巡回宣讲团，于是，从乾隆年间开始，“约长”、“约正”等的选拔标准不断下降。
如同之前的历朝历代一样，大清国的行政机构都设到县一级，实行的是“小政府、大社会”，正式在编的公务员并不多。为了将繁杂的政务深入到乡村一级，尤其是稽查奸宄、催征钱粮和调处纠纷等，只能大量雇佣编制外的人员。这些被称为“胥吏”的人，比那些科班出身、异地任职、任期短暂而只能“捞一把就走”的官员们，更懂得地方实情，其实他们才是政务的真正执行者和地方潜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也是大多数民众能见到的唯一的“公家人”。
此外，就是将“乡约”这种原先执行单纯教化功能的民间团体，改造成为具备综合管理功能的行政机构。随着内忧外患的不断折腾，“乡约”的“官役化”加速推行，原本的“搞宣讲”主业成了副业，“约长”、“约正”们的主要精力，则放到了征粮征款等政务的贯彻落实上。
乡村士绅阶层，在中国传统的政权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既是民意代表，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而与政府及胥吏进行公关博弈，也是国家“经纪人”，协助政府进行教化。
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也随着大清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改革的成本都由升斗小民承担，农村负担越来越重。对于担任着“约长”的乡绅们，政府胥吏往往“使之又不以礼”，这些传统的乡绅，受限于自我期许的社会伦理责任，对于扮演酷吏，缺乏足够的天分和热忱，因此纷纷回避公职，“夫自爱者固不肯为，为者类乡里无赖之人耳，借以生事容奸、嫁祸于民而阴享其利”（清代张望著《乡治》）。曾国荃在担任山西巡抚时也指出:“充当乡约、地保，有害无利，率皆视为畏途。”
乡村的公权力因此出现了巨大的空白，并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另一群“盈利型经纪人”乘势而起，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土豪劣绅”的主体。
与传统的士绅阶层相比，土豪劣绅大多文化程度低下，缺乏乃至毫无精英责任感。他们绝非乡村中的“善人”，但确是一种特殊的“能人”，一种无所顾忌、不择手段的“痞子能人”。这样的能人虽然一直存在，但在传统的政治秩序中没有机会染指公权。此时，大清国判断好猫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否抓住老鼠，至于手段和过程都可以被忽略，这些“痞子能人”显然更有效率，也更容易脱颖而出。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到的道义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改革的大旗，令自己迅速跻身先富起来的行列。在他们的领导下，以教化为目的的“搞宣讲”，即使还保留着形式，也已经成为这些人展示和检验自己权威的渠道和工具。
“乡约”宣讲体系的“官役化”，造成农村基层政权的“痞子化”，而为了对抗农民的抗争，“痞子化”又进一步“黑帮化”，这成为跨越清代和民国的中国农村动荡和暴力冲突不断的主要原因。（请参阅雪珥著作《国运1909》及《辛亥：计划外革命》）
以“搞宣讲”为目的的政治教化体系，在演变为乡村基层政权的过程中，却成了“倡黑道”的温床，这实在是大大出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另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重要影响是，这种走到田间地头对农民进行宣讲的方式，不仅被西方传教士们学会用以传教，也被洪秀全借鉴用以动员民意，“教化”成了“教唆”，实际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街头政治、群众运动的基础。
张树声在直隶大搞“宣讲”之际，实际在动脑筋顶掉老领导李鸿章的位置，但李中堂安葬了老母后，成功回任。张树声则回任两广总督，虽然还是封疆大吏，但毕竟远离核心。之后，史册上似乎就不再听到他的“宣讲”声音。
随后，在整个清末新政乃至民国初年，宣讲圣谕的套路都被完整地传承了下来，那些口齿伶俐的宣讲人，从来没有失业，只是讴歌的对象和发工资的老板在不断地调换。而乡村中的“土豪劣绅”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酝酿着另一场暴风骤雨的到来……(雪珥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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