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蔡仪论朱光潜 （1）

论朱光潜 

（作者：蔡仪） 


奥菲丽亚问哈姆雷特读什么，他回答说： “字，字，字!”我一生都在“字”上做工夫，到现在还只能用“字”来做这世界里的日常交易，再造另一个世界所需要的“字”，常是没有到手就滑了去。这是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i]中的一段话。虽然问哈姆雷特的是奧菲丽亚的父亲，被他给张冠李戴了，但这段话却是他的自白，说明了他自己的一面。  
    朱光潜不正是写了不少的书，一本又一本，教了不少的课，一年又一年吗?他真是在“字”上做了不少的工夫，也因此在这世界里做了一些很好的“交易”。自然我们并不能小觑朱光潜，这种成绩在他只认为是“日常交易”，并不能餍其大欲，于是他要“再造另一个世界所需要的‘字”’。可是不知为什么，叫他觉得“常是没有到手就滑了去”。  
    然而其实，朱光潜也记得圣约翰的话：“太初有字，字和上帝在一起，字就是上帝。”[ii]中文圣经，本译作“太初有道，道和上帝在一起”，而朱光潜是欢喜“字”的，就算是“字”也好吧。可不是!我们的古训也说： “天子重英豪……惟有读书高”呢!“字”是可以通神的，不就是“字”，使他终于成了历史潮流的“砥柱”，而能宠邀“圣眷”，跻身权要了吗?假如他这篇文章，不是抗战以前写的，而是现在来写的话，也许不会觉得他所要“再造另一个世界所需要的字，常是没有到手就滑了去”，相反的，他会相信自己正掌握着“字”的威权，再造了那种“字”。  
    因为如此，我们对于朱光潜自当另眼相看。更何况他那些“字，字，字!”着实也曾流行一时，谁也不能断言它们对于文学和艺术方面的影响如何，但是要说没有关系自然是不可能的。  
    朱光潜生在诗书世家，“祖父做得很好的八股文，父亲处在八股文和经义策论交替的时代”；“父亲没有教我读八股文，可是家里的书大半是八股文，单是祖父手抄的就有好几箱，到无书可读时，连这角落里这也趱了进去。坦白地说，我颇觉得八股文也是有它的趣味。它的布置很匀称完整，首尾条理线索很分明，在窄狭范围与固定形式之中翻来覆去，往往见出作者的匠心。”[iii]  
    这就是他幼年的读书生活。自然他的祖父和父亲怎样和我们所要说的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朱光潜自己那时趱进了八股文的角落里，而且在那时以至现在还觉得八股文也有它的趣味，并能为此说出一番他的“理论”来。  
    他是桐城人，和桐城派古文大家有世交，所以他进了中学，对于古文“越作也就越起劲”。而且他说：“它(古文)的要求是谨严典雅，它忌讳浮词堆砌，它讲究声音节奏，它着重立言得体，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离不掉这几个条件。”这是他对于桐城古文的赞词。  
    惟其如此，当“五四”文化运动提倡的时候，“尤其是文言要改成白话一点，于我有切肤之痛。当时许多遗老遗少都和我处在同样的境遇，他们咒骂过，我也咒骂过”。  
    但是当时朱光潜已在殖民地教育机构的典型香港大学里，“正开始研究西方学问。一点浅薄的科学训练，使我看新文化运动是必要的，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冲突，我终于接受了洗礼。我放弃了古文，开始做白话文。”  
    然而“我做过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话文，就个人经验来说究竟那一种比较好呢?把成见撇开，我可以说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大”。接着他举出了三点理由来列论，结果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各有所长”；“重要关键在作者的技巧，两种不同的工具在有能力的作者手里都可以运用自如”。可惜得很，朱光潜是受了什么鬼使神差，竟放弃了古文来做白话文，而且做了二十年左右；否则他定是当今的姚鼐、方苞，替中国现代文坛生色不少，不至于林纾而后谓古文也者竟尔衰落，不管章士钊怎样努力也挽救不了。  
    香港大学以后的朱光潜，为了“研究西方学问”，受“浅薄的科学训练”，更进一步到过英国。关于这一个时期前后，在《文艺心理学》的序文里说得明白：“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的切片，读过建筑史，学过符号名学，用过熏烟鼓和电气反应表测验心理反应。”以后他继续说明，由于他喜欢文学、心理学和哲学，于是美学便成为他所喜欢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在美学的研究上，他说：“我本来没有意思要调和折衷，但是终于走到调和折衷的路上去了。”  
    经过了这样的“研究西方学问”和“浅薄的科学训练”，朱光潜以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的讲坛和文坛了。于是而《文艺心理学》、《谈美》、《我与文学及其他》、《诗论》、《谈文学》，一本又一本的所谓理论的著作问世了。  
    这一切都是朱光潜在“字”上做的工夫，用“字”来做的“交易”，哪怕拉来了克罗齐、立普斯等等，都是一样，“八股文也是有它的趣味”，古文也有它的道理(虽说“大道理固然没有”。却具备着古今中外上品文章似乎都离不了的几个条件云)。至于“白话文与文言文，各有所长”，更是不用说了。  
    这里可以看出朱光潜理论的精髓，也可以看出他理论的渊源。  
    很显然的，他原来是遗老遗少的同情者，然后又是西方文化的接受者。这在纵的方面说，是朱光潜思想的两个阶段，而在横的方面说，又是他思想的两个要素。换句话说，以旧的士大夫的底子，而加上洋化的镀金，就成了朱光潜!  
    假若了解了这一点，我们自然会明白朱光潜的称颂八股文、桐城古文，又做了二十年的白话文，也会明白他由艺术至上论者、教授，而至国民党中央监委。这一切都是很自然而且应当的。  
    他说：“我对新文学瞩望很殷，费尽千言万语也不能说服国学耆宿们让他们相信新文学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也爱读旧诗文，向新文学作家称道旧诗文的好处，也被他们嗤为顽腐。”“我冷眼看得很清楚，每派人都在一个圈子里，那圈子就是他们的天下。”而他呢?自以为超出了这种圈子，他不同于“国学耆宿”，也不同于“新文学作家”，不是单纯的旧的士大夫，也不是单纯的“西方学问”的接受者，于是确是超出了这两个圈子，而跨在这两个圈子之上。  
    原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是封建的闭关自守既遭洋枪洋炮轰破了，资本主义的商品洪流似的汹涌而入，冲垮了旧的封建经济的堤防；另一方面是妄自尊大的天朝美梦也被轰破了，列强的政治力量军事力量，浪潮似的不断地进攻中国，干涉中国。使旧的封建统治也动摇了。于是中国沦为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封建地主阶级的阵营里，出现了一些改革论者，前有李鸿章、张之洞等的洋务论者，后有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论者，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他们都是要在旧的封建制度的底子上加上洋化的镀金。而他们的亡灵，几十年间积而不散，飘浮在中国的每个角落里，于是在文艺理论上就借朱光潜以还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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