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汉初第一疑案—刘邦杀韩信（一）

大家不禁要问，刘邦为什么这么容易就把军中第一要职授给了一个他不了解的人？韩信耍派头儿，就能收到欲擒故纵、钓大鱼的效果吗？萧何就那么慧眼独具，别人都看不上的人，他偏偏认为是国士，而且敢提着脑袋向刘邦保举？
从刘邦坎坷的征战经历就可以看出，刘邦最缺乏的就是军事将帅，特别是他面临项羽这座几乎不可逾越的大山时，这个劣势尤其明显。用病急乱投医比喻不太恰当，但当时刘邦的境况也差不许多。
在秦末的起义运动中，有两类力量，一类是六国没落贵族为首的所谓复国力量；一类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反抗力量。陈胜吴广首倡黔首欲为王侯将相之天下先，而真正成功登上帝王宝座的黔首是刘邦。刘邦的出身不比韩信好，也是社会底层的平民，所不同的是有父母兄弟，妻儿老小，也有亲戚朋友，相对生活环境比较完整，这或许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刘邦与韩信性格的差异。无论后世有意或无意、一而再再而三地神化美化刘邦，刘邦的确是出身微末，最初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突出表现。要说有些不同也就是喜欢酒肉吃喝，呼朋唤友，交际能力比较强，为人处事不拘小节，花钱大手大脚，能够结交容纳多种脾气禀性的人，说话办事见识长远宽阔。这些特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集中到一个人身上就更罕见，看看我们周围似乎也有类似的人，在群体活动中，这种人比较突出，很容易受到拥戴，当然有难事也需要他去顶着。
刘邦最早在家乡沛县时为亭长，这个职务现今没有可以吻合相比的，大约相当于乡镇一级或稍低一些的干部，但比村长要高点，担任亭长之职大部分时间用来执行摊派，通报消息，宣传政令，因此免不了对上与县里衙门和村市里坊打交道。秦朝的县制，除了县令是正式官员，其他如衙役、狱吏等等都不是正式官员，有些半官半民的色彩，所以像负责县衙写写算算的萧何、负责看守监狱的曹参、负责驾驶县衙马车的夏侯婴这些人在地位上不比刘邦高多少，这些人三天两头儿混在一起，趣味相投，乐乐闹闹，互相交往。还有一个樊哙，不过是沛县街市上一个杀狗的屠夫，估计刘邦这些人经常吃吃喝喝的，少不了光顾樊哙的生意，所以也颇熟络。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名字，这几个人不仅构成了日后刘邦征伐天下的班底，而且都在大汉朝位居高官，既得善终又泽披后世，其中玄机值得玩味。
话说刘邦本来按照县里要求，向骊山陵墓工地输送劳役，但在路上这些劳役抽空隙就逃跑，刘邦觉得如此下去，到不了骊山这些人就会跑光了，到时候怎么交差啊，肯定按律处死。据史记载，刘邦为此忧心忡忡，出沛县不远，到了丰西休息时，刘邦索性把这些劳役都放了，说：“你们都走吧，我也逃跑，从此隐姓埋名”。劳役中有猛壮的几十人表示愿意跟随刘邦一起逃跑。于是到了晚上，刘邦喝醉酒之后，就发生了斩蛇举事的一幕。我对此处颇多怀疑，这里既有神化刘邦起义造反得到天命神授的动因，也有美化刘邦仁厚爱人的意图。在西行路上，劳役逃亡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但刘邦由于宽仁而索性全将劳役释放掉，并自己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实在值得怀疑。很可能是，刘邦此时已经听到陈胜吴广起义，且声势浩大的消息，而且他对秦朝风雨飘摇的局势了然于胸，跃跃欲试久矣，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举事。
这次押解劳役的任务基本是一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劳役逃亡、路途遥远、潜在的暴动等等不确定性因素都会造成这次任务的失败，与其如此，不如主动释放劳役，并以感情激起他们对秦朝积蓄已久的愤恨及反抗意识，让这些劳役及囚徒认识到，横竖都是死，不如就此起事学学陈胜，铤而走险，或许会有生机。这些劳役囚徒认识到四散逃亡不是好办法，到头来被通缉逮住还会变成囚徒，现在有个领头儿的官一起造反，大家一下子有了主心骨。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一根稻草也能解救精神。因此，刘邦被拥戴造反就成了顺利成章的事情。刘邦初期造反的形式其实是落草为寇，躲在芒砀山里，与在县城里的萧何、曹参等人保持联系，酝酿进一步的方案。而另一方面萧何、曹参加强对县令的政治攻势，说服他不能自行起义以呼应陈胜，因为担心不能服众会产生意外，应召集已经在外起义的山头儿力量一起举事，这样那些地方豪强就不敢不从了。此时慌了神儿的县令，觉得萧何、曹参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于是樊哙（后来成为了吕后的妹夫）跑到芒砀山通知刘邦，城内局势已定，请刘邦出山进城。另一方面，那个擅长装神弄鬼的刘邦岳丈吕公、还有萧、曹等人在民间散布刘邦顺天应人的神话故事，为刘邦造势。但是等到刘邦率领着几百号手下来到沛县城下的时候，县令醒悟过来，要反悔改主意，下令把城门关闭，拒绝刘邦进城，并打算杀了萧何、曹参这两个蛊惑人心蒙蔽主上的家伙，这可把两人吓坏了，赶紧从城墙上顺根绳子跑出来。此时，形势紧急，刘邦就用弓箭向城里输送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咱们老百姓受暴戾秦朝的苦已经够深的了，现在各位父老爷儿们虽然为县令守城，但是诸侯已经群起造反，很快就会来攻打沛县，到时候城池陷落，大家都会被屠杀，不值得啊。请你们挑一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做领袖，主动呼应诸侯起义军，就能保全身家性命”。城里的老百姓哪里经受得了这番蛊惑与吓唬，在加上刘邦家里亲信在里面活动与鼓噪，于是大家一起倒戈将县令杀死，打开城门把刘邦迎入城内。
进城之后，大家推举刘邦做县令，刘邦马上推辞，说：“现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此事如果处置不妥当，将会一败涂地，连累大家。我不是珍惜自己的性命，而是担心自己能力有限，不能保全父老乡亲啊。这么大的事情，还是请大家选择能够胜任的人吧”。事实上可选择的范围很有限，萧何、曹参都是文化人，胆小怕事，也与刘邦心气相通，推来推去，还是推举刘邦，其他人更没有敢出头挑这个事的。这时候谁都明白，这不是什么富贵差事，没有必要抢着干，弄不好夷灭九族。最后选来选去，大家还是推选刘邦作为首脑。刘邦又矫情假意地退却再三，看实在推不掉，才接受了这个“民意”。不过刘邦放弃了县令这个危险系数比较大的职务，因为县令既有可能被平民自发造反所杀，也有可能被妒忌的派系力量篡杀，更有可能被陈胜的起义军来了攻杀，所以，刘邦另起了个中性的名号，叫做沛公，就相当于张头儿、李头儿一样，对人没什么不良刺激。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个矫情假意的推让，尽管从释放骊山徒、占山起义到进城整个事件都在刘邦策划之下，尽管从刘邦进城那一刻起，也只有刘邦适合做这个头头儿，无论是在拥戴力量上还是心理准备上，其他人都没有足够的条件。但是刘邦深知自己还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也缺乏足够的威信，必须逼迫众人达到心理底线，一次次地口头承诺刘邦为领袖，经过一遍遍地重复，才有可能取得名正言顺的效果，从而也达到在众人中实施心理制衡的目的，不至于日后一盘散沙，或者瞬间反复，或者局部离异。这就是中国式的权术，刘邦深谙此道。
从刘邦夺沛起义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刘邦不仅洞察时局，而且通晓人情世故，权谋术势娴熟内敛，深藏不露。二是秦朝地方防务力量薄弱，县级行政组织形同虚设，对付如火如荼的起义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
刘邦成功建起了自己初步的力量基础，为下一步或急或缓的进取，参与诸侯联盟构建了独立的形象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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