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陈祖芬忆80年代:作协在地震棚会客 电话月租费贵

商品是个平等派，民主是个好东西 
　　1980年周扬走进胡风的病房，两个人的手握在了一起。1986年，中国作协还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盖的抗震棚里会见贵宾。会见深圳的梁湘那次，7个作家里有5个是前右派。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有港客来我家，看着我衣上的补丁，那眼神，才把我提醒。我本来已经习惯了身上的补丁和精神的补丁。
　　变革的动力，在于迫切需要变革的人。 
　　1979年，北京百货大楼第一次出售香港产的砖头录音机。前一晚通宵排队，发号，眼看再排下去录音机可没那么多，百货大楼的工作人员只好把门外的人全轰进大楼关上大门:录音机只有这些，外边的人不准进来了。被关一夜的人都觉得特幸运呢——他们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在国内买到录音机的公民。
　　80年代，北京的书店里出现了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等以前我从未接触过的书，叫我这个刚刚走出六七十年代的人，心里真正激荡起改革开放的浪潮。
　　激荡起来的中国，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海南，有戏言:一片树叶掉下砸死3个经理。改革开放，对于民众，不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利益的驱动。是壮大自己同时就壮大了国家使然。
　　1985年1月到8月，广东省的车祸1万多宗，死者1000多，伤者7000多。但是深南公路上，密密匝匝相向而行的车流还是“视死如归”前赴后继。
　　人往高处走。
　　当然，有太多成长的烦恼。
　　在80年代，人们毕竟被粮票、油票、布票统治了那么多年，出头鸟想飞出一步，粮票人可能让你累死、冤死。企业家屡屡被谋杀，1984年的71号文件，就是为了保护改革家而立的。
　　我写的徽商孙超作为一种现象，成了当时经济研究的课题，现在也被称为中国民间外贸第一人。
　　1986年，我在京的一套两居室，月租费不到6元。但电话的月租费涨到15元，一部电话的月租费几乎可以租三套两居室。可想而知当时的装电话难，信息交流难。
　　短缺经济时代，最短缺的是思想，是精神。
　　1987年袁庚在会上说，要给予人们免除恐惧的自由。“总之，有恐惧心理的社会，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
　　袁庚说:“少数人可以决定别人的命运，就会造成很多人埋没良心，趋炎附势。会造成好人走上坏道，坏人无所约束。”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进行了一场新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答辩。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批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
　　袁庚提出的许多观念，在21世纪的今天温习一下，心情还是会激荡起来。我采访袁庚与他分手时，按照国人的习惯，谁大谁先行，官员优先。任何文艺活动，经济活动，出现在新闻报道里的，首先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官员的名字。那天我当然地让袁庚先上他的车，但是袁庚执意要我先上我的车。我明白了为什么百年中国，平等(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民主(先有平等竞争，后有民主气氛)的阳光，在蛇口尤其灿烂。后来，2008年，我非常喜欢俞可平的话:“民主是个好东西。”
　　80年代，否极泰来。商品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我拨弄得今天不知明天地奔跑。也许今天武汉明天安庆地采访，也许一口气跑东北11个穷地方。
　　有句话叫: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80年代，我从1981年开始，年年南下去深圳或广州。那时没有互联网，我只能把自己当邮件那样发过去，去吸收最前沿的观念。生怕一年不去就落后了。
　　直至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
　　当然我没有跟着小平同志去南巡。我只是在小平同志南巡的第六天，紧跟着独自去“南巡”了，而且明白，从此我们就这么走下去了，就记牢小平同志南巡时说的话:“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距今不过10来年前，1987年4月10日《北京日报》头版，醒目刊出大标题:《如今，北京城里人，平均一天一个鸡蛋》。今天能想象一个鸡蛋能上报纸头版吗？
　　商品的零库存，是数字时代的先进标记，但是一个社会人，不能零库存。2008年5月，报载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呼吁关注我们的“20世纪遗产”。登录遗产，是为了今天的主题:发展。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太多的期盼，面对新一轮的挑战，多少困难，我们也要埋单，只要改革开放的激情再度点燃！
　　想起马克思说的:“销售是商品惊险的跳跃。”
　　孙超，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民营外贸经济的先驱者。
　　看着孙超公司在东北地图上密布的供货网，我不知怎的立刻联想到地下工作的联络网。是因为供货点上没什么“正规军”，尽是些20来岁的娃娃兵？是因为人少得都是各自为战、单线联系？是因为民间外贸带有的非官方性质？还是因为孙超公司时不时地被查？
　　孙超的“东北游击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铁道游击队”——成年地在铁道上来来去去。不挤进东北的硬座车厢，就很难想象“铁道游击队”的生活意味着什么。
　　人流冲决着每节硬座车厢。因为这些乘客手中的票都是不对号的。列车广播室说，列车超载，希望两个人的座位坐3个人，3个人的座位坐4个人。
　　总算找到一个座位。但是看到地上一层的花生皮、鸡骨头、冰棍纸、梨核、痰，我便感到自己其实是坐在垃圾堆上。
　　再看看车厢里挤压着的垃圾千金和垃圾少爷，还在频频生产着果皮纸屑。相——安——无——事哟。
　　服务员一扫地，更把垃圾们带入耀武扬威的极盛时刻。尘土飞扬起来，对全体乘客任意肆虐。
　　斜对面那4个“爷们”在一张报纸上打扑克，笑着，自我感觉很好。每一轮的输赢是二角钱。一轮，又一轮。一个卖杂志的声贯车厢:“看书了！看书了！坐车没事，消愁解闷。请看两姐妹，姐姐被杀，妹妹和姐夫好了！在这本杂志的第24页，还有丈母娘和姑爷同居！”
　　我望着车厢里久违了的打补丁的旅行包和打补丁的麻包，不由想到补丁也是中性的。经济基础不改革，精神世界也只能是打补丁。不管是无产阶级的补丁还是资产阶级的补丁。
　　经济毕竟在改革，在好转。一地的过滤嘴可以作证。我对面座位上，靠窗坐着一位穿小西装的脸颊艳红的女子。她搭着一只脚，一支接一支地抽过滤嘴烟。我简直不明白她怎么在抽烟的同时就把她饭盒里的烧鸡和一瓶竹叶青消化了。还有花生。还有瓜子。
　　大家都在吃。
　　经济好转了为啥不吃？
　　艳红脸颊女子喷吐着烟圈，喷出一个个大问号:过去吃得起吗？过去吃得起吗？
　　对。现在是现在了。
　　但是，过去藏在现在里边。
　　到了讷河车站，驴车、马车、大轿车，嗯？这驴车就是此地的TAXI？“四角钱一个人！”好，上，两头小驴得儿得儿走着。左边的马车撞来。右边的马车撞来。我乘坐的小驴车倾过来，斜过去。乘客们骂骂咧咧的并不惊怕，惊怕的倒不骂骂咧咧，譬如我。后边一只大马头几乎顶着我们的驴车。这马车后边又顶着一辆大破轿车。大轿车的周围也是车。天知道这些车是怎么找到各自的位置的。
　　一种兵荒马乱的感觉。
　　讷河全县总共只有两辆小轿车。一辆是菲亚特126P这种玩具车似的小车。所以菲亚特的司机恐怕比县长更有知名度。
　　从黑龙江的讷河到内蒙古的莫力达瓦旗，中间只隔一个渡口。孙超公司的黄述林，他一个人横跨两省搞大豆货源。
　　先钻进菲亚特直驶渡口。我记不得车开了多远。30公里？只记得公路两旁全是大豆。菲亚特一路开过去，只见豆不见人。孙超大豆！孙超大豆！
　　终于开到渡口。前面是卡车、马车、浮桥，后面是滚滚烟尘，烟尘滚滚。
　　过了浮桥便进入内蒙古。这里是大起大落随时可供翻车的泥路和太有棱角太具个性的石块路。我爬上一辆蹦蹦跳跳的三轮机动车。车上还有两位当地女人。车在一尺高一尺低的泥水路上惊心动魄地蹦跳。我的身子时时从车座(硬木条)上弹起，活像在进行蹦床比赛。时刻准备跳车。只是既已把自己交付于这车，也只好与它共存亡了。又一个大颠。我跳跃而下，莫名其妙地想起马克思说的“销售是商品惊险的跳跃”。那两个当地女人习惯成自然地稳坐车上，款款地说:“没事的。”
　　我离开讷河到达绥化后，收到孙超公司小黄打来的电报，大意是因为电话不通，他在讷河时和我联系不上。
　　这里的电话业如同这里驴车TAXI的水平。所以小黄打长途给公司，必须提供准确的信息，公司也得在电话中当场处理信息，当场拍板。不可能来回打长途商量来商量去的。
　　这年5月，小黄一个人一次就发出8000吨孙超大豆。
　　我开始惯于这种粗放的生活了。我要用孙超的行为方式:想走就走，买张站台票直上火车厢，然后再补票。
　　虽然，我的书包里有工作证、记者证，有空白的《人民日报》介绍信，完全可以补个软卧票。不不，我只上硬座，感受孙超。
　　是不是接触过孙超的人都会染上钻硬座车厢的“瘾”？
　　袁庚说: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
　　1987年，蛇口通讯报2月28日头版，在报道袁庚讲话的右上方，发表了一篇批评袁庚的文章——《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文中说袁庚“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雄伟胆略”，但是“还称不上优秀的企业家”。所以，“请您学习一下管理，注意一下管理”等等。
　　这文章是怎么发出来的？
　　《蛇口通讯报》是午夜收到这篇文章的。初二晚上打电话给袁庚，要求交他本人审阅。“不要送审，编辑部有权发表。”袁庚说，“我们就是要缔造一个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民主社会。”
　　但是，在新中国的报纸上发这样的稿件，可谓史无前例。初三晚上，编辑部负责人还是把此稿送到袁庚家里。“可以一字不改，照发。”袁庚说。又在稿上写“这封信的内容写得很好”等批语。
　　这封信的作者用的是假名“甄明伲”。自然还是担心招来是非。袁庚进而在会上说，要给予人们免除恐惧的自由。
　　“总之，有恐惧心理的社会，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社会。”
　　我见到袁庚，是1987年5月初。
　　袁庚问我有没有在南海酒家吃过饭？我说没有。那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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