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追求真理 坚持原则 实事求是" 彭真同志之"真"(1)

 
    彭真，是德高望重、建树多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幼时取名傅懋恭，在后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中用过许多化名，1937年第一次到延安时改名为彭真，寓意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服从真理、维护真理。他一生都在为真理而奋斗，他的言行闪烁着求真、认真的光芒。彭真求真、认真的事例很多，这里主要介绍他在学习、生活、工作方面的一些具体事例。

    追求真理

    彭真自从青年时期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认准了只有这个主义才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推翻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武器。他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环境多么艰苦，斗争多么复杂，顺境也罢，逆境也罢，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他经常对人们说，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

    1965年9月，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错误已经相当严重的形势下，彭真仍然敢于坚持真理不动摇。他发表了《关于学术讨论的几个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的方针，指出：“一切人，不管谁，都应该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追求的就是真理，按真理办事嘛。”①以这个思想为基础，他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二月提纲”。时过不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观点“惹了大祸”，“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但是，他始终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因而坚信不疑，坚定不移。十几年后，他几次重提这件事，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我讲的，但并不是我的创造。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讲了，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这还不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979年4月，他在恢复工作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否则，必然造成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个革命阵线的混乱，使亲者痛，仇者快。”

    彭真一生几多磨难，但他始终追求和坚持真理，对革命事业和前途充满信心。他坐过6年半国民党监狱，“文化大革命”又遭受林彪、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9年身陷囹圄，3年放逐商洛山区。用他的话说，“入党六十多年，四分之一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不过，每谈及此，彭真总是把它作为革命者难免经受的“炼狱”。有一次，他谈到在敌人的监狱里开展绝食斗争时，风趣地说：“当时，我的(肺)结核病和痢疾很严重，搞绝食斗争，我没有饿死，倒是把细菌给饿死了。”高墙挡不住他对读书的一贯酷爱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在敌人的监狱里，他认真、系统地研究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处境下，仍在关心、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历史的与现实的、正面的与反面的经验，又重新认真、系统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无纸无笔难不住，他有自己的“创造”，红红绿绿的牙粉袋和画报纸被他撕成一条条、一块块，边读书、边思考，重要之处就用嚼烂的米饭粒粘上不同的记号，作为“批注”。对于彭真来说，无论多大的磨难、多大的冤屈，都动摇不了他的信仰和理想，都泯灭不了他对真理的追求。他说：“我是个乐天派，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林彪、‘四人帮’横行十年，看来天昏地暗、天塌地陷，其实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在历史的长河里算得了什么呢?!”

    坚持原则

    坚持原则，是彭真完全为党、为国、为民着想之“求真”性情里的又一面。有时为了坚持原则，他会毫不留情面，显得不近人情。

    有一年，彭真一行人去北京房山云居寺看那里保存的石板经。临别时，云居寺的负责人要求彭真为寺院题词。彭真说：“你这里是寺庙，题什么词，我签个名吧!证明我来过就行了。”那位负责人还是纠缠不休，非要彭真写上几句话。彭真就是不写，签完名站起来就往外走。这时那个负责人又拦住了彭真的去路，并从保险柜里拿出一张郑板桥书写的“难得糊涂”的拓片送给彭真，并说这是他们珍藏的极品，一般是不送人的。不料，彭真非常恼火，一挥手就丢掉了那件拓片，并留下一句名言：“我是共产党员”，便上车走了。

    彭真是和秘书、警卫人员共乘一辆面包车来的。在回京的路上，大家见彭真一直在生闷气，一言不发，因此，谁都不敢吭声，车上的气氛很紧张。几个人都暗自后悔没有事先与那位负责人打招呼，才惹得彭真生气，心里十分内疚。车快进城时，彭真才消了气。这时，他开始认真地给大家讲起了郑板桥当初手书“难得糊涂”的用意。他说：“那是郑板桥在政治上不得志，又得不到朝廷的重用而不满意，发牢骚。我们是共产党人，怎么能在大是大非面前装糊涂呢?更不能为了保全自己而装糊涂，我虽年事已高，但并不糊涂。”由此，足见彭真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高贵品质。

    1981年5月，彭真在一次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上作了讲话。其中提到“关于造反派”的用语问题，他见解独到，定位准确。他说：“我和耀邦同志商量过，这个用语一般不要再用了。今后，除三中全会后中央文件、小平同志报告讲到的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以外，一般不要再用造反派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习惯用语了。当年起来‘造反’，是中央号召的，造反派的绝大多数是好人，是我们的干部、群众，其中很多当时不过是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现在，他们有包袱，一提造反派就感到灰溜溜。今后不要再这样笼统讲了，因为实际情况早已变了，再这样讲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孤立坏人。对他们的一般错误，不要再追究。有严重错误的，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对极少数有罪行的，主要是当时的青少年，也要从宽处理，因为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②虽然在“文革”中造反派对彭真个人冲击批斗最狠，但他却能不计前嫌，更不计个人恩怨，一切从大局出发，坚持原则，充分体现了他的深思考、大智慧和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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