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徐悲鸿的“女学生”孙多慈：一个优美而简约的侧影

在南京工作和生活，每天匆匆忙忙，一转身一回眸，总免不了跟民国旧事打个照面。比如我常常经过傅厚岗6号的一幢民国老房子。每每飞车掠过，就会想起徐悲鸿，想起这栋洋房里沸沸扬扬的离婚大战，以及其中的女学生孙多慈。 

    徐悲鸿于1953年去世。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薇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蒋碧薇回忆录》，廖静文写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那位“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任由他人涂抹，一直到1975年郁郁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多年来，蒋碧薇和廖静文的形象都因回忆录而栩栩如生——蒋是爱情的被伤害者和被遗弃者，廖是爱情守护者和承受者，而孙多慈则形象模糊，甚至神秘。蒋、廖二人的回忆录，因为种种微妙，关于她的文字也都似是而非。比如，蒋碧薇虽口口声声称她为“孙韵君”，却从来都是怨恨有加，甚至将整个家庭变故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了孙多慈头上；廖静文与孙多慈素未谋面，所费笔墨不多，为了突出她心目中徐悲鸿先生爱才惜才的艺术大师形象，她故意“淡化”了孙多慈——“并没有绝色的姿容，也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是个很普通的身材纤细的姑娘”。 

    其实，孙多慈当年算得上是安庆街头的一个美少女。这个喜欢写作和绘画的小姑娘，在父亲孙传瑗的宠爱下，在民国纷乱的政治和军事背景中，从安庆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以艺术专修科旁听生的方式，进入徐悲鸿的视野。“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这是徐悲鸿对孙多慈的描述。而女作家苏雪林的描写则更为具体：一个青年女学生，二十左右的年纪，白皙细嫩的脸庞，漆黑的双瞳，童式的短发，穿一身工装衣裤，秀美温文，笑时尤甜蜜可爱。孙多慈何其幸也，才出家门，甫进画坛，就遇到了徐悲鸿亦师亦父般的看顾和提携；但她又何其不幸也，他们之间，很快就突破师生之谊成为儿女情长。 

    于是，就有了众所周知的 “台城月夜”图，有了蒋碧薇大闹女生宿舍，有了“无枫堂”事件，有了“天目山赠红豆”和“红豆戒指”事件，有了孙多慈父亲登门拜访，更有了徐悲鸿为孙多慈争取庚款留学失败，以及《孙多慈描集》的隆重出版。孙多慈就这样以一种饱受争议、不被祝福和同情的姿态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公众视野。在这桩“恋爱事件”中，徐悲鸿对孙多慈的爱，注定了是强势的、任性的和不对等的，他无微不至，狂热浪漫，他的方式更是不管不顾，劈头盖脸，无论是画业上的指点，精神上的交流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帮助，孙多慈都只有承受和感恩的份，而她又是自尊的，温婉的，弱小的，顺从的，除了回报以满腔的崇拜、敬重与爱，别无其他。 

    徐悲鸿帮孙多慈张罗画展，为她卖画，替她加印画册，还偷偷变卖自己的画作筹集款项，以备她自费出国留学所需。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孙多慈大学毕业回到安庆执教，再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他对她的感情，怜爱、疼爱、珍爱加在一块，远远超越了普通男女之情。许多年来，无论当事人还是局外人，都把徐孙二人最终的分道扬镳归咎于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这个在徐悲鸿看来“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他的固执和偏见，确实是造成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但在我看来，时间与空间的隔离，兵荒马乱，家国不保，这些都严重考验着徐孙二人的韧性和耐性。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孙多慈长大了。 

    1936年，孙多慈专程从安庆赶到南京，与徐悲鸿做了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孙多慈将出门独闯世界，双方各自奋斗，互不通信——“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她希望在形式上离开徐悲鸿的庇护，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堵住所有的流言蜚语。当然，这个约定最终不了了之，而十年后两人也早已天各一方。 

    在这场马拉松式的婚外恋中，孙多慈也不是没有做过别的打算，她也曾试图与别的男士交往，但徐悲鸿的份量太重，一次次又把她拉了回来。而在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远在温州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向孙家发出了邀请。最终，孙多慈拿定主意，决定走向许绍棣。为了挽留她，徐悲鸿单方面登报宣布与蒋碧薇脱离同居关系，但始终没能让孙多慈回头。二人之间，于是渐行渐远。对此，徐悲鸿悲愤不已，怨恨不已。时至今日，因为孙多慈的守口如瓶，已经无从了解她当时的真实感受。我更感兴趣的是孙多慈在这桩爱情事件中的成长历程：总之，到了1938年，她不再是以前天真和顺从的女学生了，而已成了一个没落大家庭的顶梁柱，她需要的不再仅仅是爱情，还必须有稳定的家庭和适合创作的环境。 

    事实上，对于孙多慈而言，爱情可以放弃，绘画却是一生的孜孜以求。大学毕业后不久她便在安庆老家举办过画展，1947年抗战结束不久，她又在上海成功举办了画展；紧跟着，1950年孙多慈在香港举办个人展，次年又把个展搬到了台湾。如此频繁的画展，除了因为孙多慈的勤奋和上进，与许绍棣的体贴、关怀和支持密切相关。与许绍棣生活在一起，孙多慈不再感受到动荡、冲突和迷茫，而是稳定、踏实、安宁，母亲的身份更让她宽厚、博大。中年的孙多慈，风度高雅，出尘绝俗，如纤尘不染的水仙，“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许多语言，常以微笑代替”（琦君语）。反映到作品上，孙多慈后期的画风明显脱离了徐悲鸿一派的大开大合、奔放豪迈，而转向细腻、稳健、婉约。 

    孙多慈1975年患乳腺癌去世，只活了63岁。徐悲鸿去世后，孙多慈偷偷为他守过三年孝，还曾经在巴黎和新加坡追随徐悲鸿的足迹。但这些都是传说，孙多慈只字未说，她对徐悲鸿的感情，除了她曾经写给他的几封信和几首诗，没有留下其它任何形式的表达。她的后半生，像是一种赎罪，用沉默、平静和忧伤的方式。她懂得放弃，选择了属于自己的命运，哪怕她用了整个后半生来怀念。而这正是我喜欢这个故事的所在，爱时轰轰烈烈，离开得干干净净，怀念的时候沉默无声，或许，这才是真正有质地有力量的爱情。（雷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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