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坚决阻止冲击农业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粮食问题（1）

［摘 要］ “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损失。周恩来殚精竭虑，采取种种措施，稳定粮食局势。他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农业生产，坚持抓南粮北调局面的改变，用“以出养进”的办法开展粮食外贸，努力解决“三个突破”中的粮食“窟窿”问题，认真贯彻藏粮于 民的思想，常抓节约粮食。周恩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思想和为民谋利的风范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 粮食 人民
中国是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极其重要。建国伊始，周恩来就曾深刻指出:“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 ［1］ “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严重冲击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粮食工作也同样受到严重干扰，潜在的粮食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为了尽量减少粮食损失，周恩来努力排除干扰，多方采取措施，基本稳定了粮食局势，使七八亿人口在吃饭问题上没有酿成大的危机和混乱。
阻止冲击农业 强调不违农时
周恩来在“文革”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所谓“革命”即造反与生产的关系问题。“革命”关系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生产”关系到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大力宣传和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极力劝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不能冲击生产，尤其是不能冲击农业生产，不能延误农时。
1966年6月“文革”兴起之时，正是繁忙紧张的“三夏”季节，对一年的粮食收成非常关键。而这时北京市各县的领导机构已瘫痪，各种批判会、斗争会的调子不断升级，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人心惶惶。周恩来此时正要去一再推迟的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形势使即将出访的周恩来实在放心不下，他与李先念、谭震林及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商量，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的各部中各抽出一名副部长和30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周恩来指示“每部、委都应参加一部分人，这也是一种考验”。周恩来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一个从各部委抽调人员支援北京市郊麦收的通知。通知规定:“人数、时间和地区的分配，由国务院、总参与北京市切实商定”。 ［2］ 此举减少了动乱之初首都地区的粮食损失。
8月中旬，由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文革”迅速推向社会，从而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冲击，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农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和干扰。面对这种局面，周恩来指示中宣部部长陶铸主持起草了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在9月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又在9月8日起草了《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和《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并于9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3］ “农村五条”明确规定，红卫兵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农村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在“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城市师生和红卫兵应“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4］ 这两个文件受到生产第一战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
周恩来还苦口婆心地向红卫兵和青少年学生做说服解释工作，强调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以免影响正常生产。他又针对有人说抓革命、促生产提得太早了而毫不含糊地指出:“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针对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的情况，他强调，“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种也是‘大事'之一，从季节上说，是目前最大的事情”。 ［3］（p.935） 9月10日，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对即将前往各地串连的红卫兵讲话，“告诫他们去工厂、农村参观，不要妨碍当地的生产”。他指出，“农村，现在是三秋季节，我们应该注意积极支持生产，不要妨碍三秋工作。”10月3日，他同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红卫兵代表谈话时又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误农时”。 ［2］（pp.61～62、73）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串连，对运输影响很大，造成粮食调运困难。周恩来于10～12月及次年3月多次同有关负责人商量并主持制订控制和停止串连、保证运输畅通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件。 ［2］（pp.76、85、91、96、138）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努力，一旦造成粮食停运断销，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曾对协助他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吐露对混乱局面加剧的极度忧虑。他说:“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5］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接见农业部、农垦部等农口的造反派代表时，郑重要求他们打好春耕第一炮。他强调说:“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要全力抓。各单位抓生产的班子要好好研究。农口要准备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2］（p.126） 2月20日，他在山西夺权情况介绍会上批评乱夺权的作法，要各省注意抓工农业生产。他尤其忧虑农业，说:“现在比较紧急的是农业，有季节问题，要好好抓。”23日，他同各大军区负责人讲话时又要求各省立即行动起来，领导春耕生产，而且“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2］（pp.131、132） 此外，2月20日中央发出迅速抓好春耕生产的《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3月7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4］（pp.865、867） 等。这些浸透着周恩来心血的中央文件的下发，对稳定农村局势、保证农业生产不违农时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因派性斗争导致运粮受阻的问题，周恩来也特别重视予以解决。如1967年11月他对黑龙江造反派代表强调:“东北三省是全国粮食、煤炭、石油的重要生产基地，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现在煤炭生产下降，粮食、石油运不出来。”他要求两派在一个星期内搞好联合，尽早回去抓革命、促生产。 ［2］（p.202） 对于粮食部的工作，周恩来更是特别关注。在夺权之风四起时，他告诫造反派，粮食部的业务大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坚持下，粮食部的领导白天受批斗，晚上回来仍然抓业务，保证主要的粮食业务工作不中断。他还亲自指定粮食部由赵发生抓业务。 ［6］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部门都建起抓业务的班子，粮食部也组织了二十多人的小班子处理日常工作，保证按时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保证了国家粮食机构必不可少的运转。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绝对必须而又难能可贵的。在“文革”的头几年，每当粮食收购季节，周恩来和国务院抓粮食工作的副总理，都要安排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组织有关部局，派出若干粮食工作组，深入重点地区了解情况，帮助粮食部门按计划完成粮食收购入库任务。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对粮食工作也敢抓敢管了。“文革”时期许多业务会议都无法召开，但全国粮食工作会议由于周恩来的高度重视，每年仍照常进行，年度粮食计划和政策都经会议讨论后及时作出安排。十年动乱时期粮食能保持基本稳定，与周恩来苦心孤诣的精心筹划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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