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坚决阻止冲击农业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粮食问题（5）

重视节约用粮 反对粮食浪费
“文革”的整个十年中，缺粮的阴影始终在人们头上挥之不去。在这种情况下，节约粮食自然成为粮食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众所周知，毛泽东历来重视节约粮食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 ［22］ 。他还身体力行，带头节约粮食。
周恩来也高度重视节约粮食问题，他不但大力宣传节约粮食，还躬身实践。1967年10月28日，周恩来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在谈到藏粮于民问题时，他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节约粮食的思想。他说，丰收年景，一定要注意节约用粮。这是中国农民的老传统，劳动人民的传统，贫下中农的传统。他们有粮食的时候，会想到没有粮食的困难。“常将有日思无日”。这实际上是劳动人民的习惯，好的习惯。讲话严肃批评了红卫兵和青年学生中的浪费粮食现象。他举例说，北京去年接待1200万红卫兵就看出来了。大概到北京来的学生，大学生比中学生浪费，大城市学生比小城市学生浪费。他表扬农村学生有节约粮食的好习惯，夸奖他们“注意得很!剩下一点馒头屑子、一颗米粒都拾起来吃了”。 ［7］（pp.600～601）
为了抓紧节约粮食问题，1968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粮食部关于部分地区的生产队浪费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反映了一些地方浪费粮食的严重情况。如有的生产队和社员借庆丰收、办喜事、修房子、修戏台等种种名义，请客送礼、煮酒熬糖、集体会餐，大量地浪费粮食。浙江省平阳县有三个生产大队演旧戏，共办酒席218桌，开支现金12000多元，浪费粮食65500斤，在接受的礼物中，最大的一个年糕重120斤。江西省乐平县有三个村修戏台，共办酒席500桌，有4000多人参加;阳县一个区共造龙船102条，办酒席350桌;有个村集体修建房子，办酒席200桌，等等。不少生产队由于浪费粮食，由余变缺，社员生活安排不能落实;有的队收入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有的队国家征购任务不能完成。根据这种情况，国务院在批语中强调:目前农村中浪费粮食的现象，各级领导机关应当引起重视，应当教育干部和群众，时刻注意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丰收不忘歉收、增产不忘节约。这一点在丰收增产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7］（p.601）
1970年1月17日，国务院又转发了辽宁省革委会《关于开展节约粮食的通知》，要求各级严格控制粮食销量，反对铺张浪费，工业用粮要搞节约代用，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进行勤俭节约的教育，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后来又在全国倡导了“顿抓一把米”（即每餐做饭前节省一把米）、粮菜混吃的节约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1974年3月22日，国务院在《关于认真做好1974年度粮食工作的通知》中再一次要求积极开展工业用粮的节约代用，强调要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精打细算过日子;强调节约粮食的问题一定要十分抓紧。1975年1月26日，国务院在《关于继续抓紧粮食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要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补助粮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城镇售粮也要严格控制，防止年度末突击销售粮食的错误做法。 ［7］（pp.602、606、609）
周恩来自己在节约粮食方面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堪称楷模。他的“饮食简单清淡，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一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粒米、一片菜叶” ［23］ 。1967年4月，周恩来第二次去大寨时，和陈毅在社员家里，大口大口地吃玉米面烤饼和窝窝头，对自己吃剩下的半个窝窝头，还用手帕包起来，装在衣兜里，准备回去吃。 ［24］ 1973年6月初，周恩来陪外宾到西安。在西安宾馆，“每顿饭总理只吃两个菜，而且总是把自己动过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连一颗饭粒也不剩” ［25］ 。周恩来节约粮食的举动感人至深，举不胜举。
由于周恩来及其由他主持的国务院一再倡导节约粮食，所以在全社会形成了节约粮食的良好风尚。“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几乎成为每位父母亲教会孩子的第一首古诗。当时的报刊舆论也经常宣传节约用粮。如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1972年第12期发表《坚持计划用粮，节约用粮》、1973年第10期发表《丰收不忘储备，粮多坚持节约》、1975年第12期又发表了《丰收了也要注意节俭》等文章，宣传节约粮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总之，在当年，“节约粮食光荣，浪费粮食可耻”已成为人们的基本行为准则。直至周恩来逝世后，国务院仍在有关粮食工作的通知中强调:在丰收地区尤其要注意节约粮食。要向广大群众深入进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省吃俭用，杂以瓜菜，节约粮食，增加储备，备战备荒。从新粮收获开始，就要抓紧节约用粮，防止前吃后空，等等。 ［7］（p.611）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每年人均节约粮食10斤，全国就可节约上百亿斤。相反如果每人浪费一点，损失的粮食也会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文革”期间粮食之所以没有出现大的乱子，与周恩来力行节约粮食、反对铺张浪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唐正芒，教授，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参引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3］《周恩来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34页。　［4］《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861页。［5］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6］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见《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7页。［7］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上卷，1989年内部发行本，第500页。［8］《人民日报》1970年6月17日，第4版。［9］《人民日报》1970年8月31日，第1版。［10］《人民日报》1971年1月21日，第4版。［11］《人民日报》1969年7月9日，第1版。　［12］程振声:《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中稳定农村政策的努力》，《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13］《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1日，第1版。［14］《人民日报》1973年11月17日，第1版。　［15］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页。［16］《人民日报》1975年2月27日，第1版。［17］《人民日报》1975年12月30日，第1版。　［18］《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19］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见《不尽的思念》第240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69～270页。　［20］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2～384页。　［21］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版，第501页。［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页。　［23］钟修文主编《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页。［24］《人民日报》1977年1月4日，第1版。　［25］《音容在眼前 教诲刻心中》，《陕西日报》197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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