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坚决阻止冲击农业 周恩来与文革时期的粮食问题（3）

贯切备战备荒 致力藏粮于民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粮食危机后，毛泽东对藏粮于民感慨系之，认为农民的“瞒产私分”是保卫自己的果实，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周恩来认真贯彻毛泽东的藏粮于民思想。他对老百姓家里没粮食感到忧虑和不安。“文革”前夕的196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就表露了这一思想。他说:“如果一旦有战事，粮食供应可能比解放战争时期还差”。那时，家家都有几缸小米余粮可供应部队，“现在，老区尤其是山区，连余粮都没有了。对这一点我很不安心。”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在粮食方面要“做到队有余粮、国有储备”。 ［2］（p.21） “文革”中他不但多次阐述藏粮于民的思想，而且将其付诸实践。
1967年5月3日，周恩来在接见14省市夏季粮油收购工作会议代表时，就农民中存在的土地和粮食以多报少、人口和灾情以少报多的问题进行分析，鲜明地阐述了藏粮于民的思想。他指出:“毛主席说过，农民以多报少是藏富于民，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这不是提倡不老实，这是整官僚主义。“一九六一年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城市也是这样，多报人口，口粮就多算了。”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他们就会说真话。要相信农民。我们“粮食工作也有错误。以前有过大进大出，征购多了，必须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毛主席主张能少购就少购一点，藏富于民是好事。战争打起来还是藏富于民好。”他还就收购农副产品给农民以奖励的问题指出:“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对产棉花地区要给些化肥和粮食，使他们的生产恢复得快些。”“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 ［1］（p.459） 不难理解，给农民以粮食等物质奖励，实际上也起到了藏粮于民的作用。
10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代表时又强调了藏粮于民的问题。他说，毛主席要求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备战、备荒为人民。主席在订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多征购，要藏富于民。好处是一旦有事，农村中到处有粮食。关于藏富于民，他还指出:完全靠国家的仓库藏粮，没有那么多仓库，也不利搬运，一旦有事就被动。要分到一个一个生产队，由他们自己去藏，甚至社员也能替集体藏粮，那就好办了。这样容易转移，容易保存。他们会注意保管，会注意新粮换旧粮，一旦有事，很有利。所以藏富于民，是很重要的。尽管国家一时收购不上来，将来还会补上来的。周恩来强调，藏富于民，现在是个重点，现在征购的数目不要多增长。采取少征购、藏富于民的办法。这样，备战、备荒都有准备了。 ［7］（p.613）
1968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对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批示后，又联系藏粮于民的问题指出:粮食可以分一部分给农民管。他感慨地提到陕北在三年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曾在农民家里看到有3缸粮食、1缸酸菜时感到宽慰，“不然怎么能打三年半”。他召集供销总社、商业部、粮食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订出了五条，其中规定，要积极开展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农村粮食商业、工农兵参加管理城镇粮食商业的讨论和试点;逐步做到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藏粮于民;逐步做到队队有仓库，除为自己保管储备粮外，还为国家保管部分粮食等。 ［19］ 后来，这种队有储备、户有余粮、藏粮于民的思想，作为执行毛泽东的“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的指示精神，而写进了1969年粮食部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改革会议的纪要中。纪要还充分肯定了一些县和公社集体储备粮已够半年吃用、不少社员家里也有了一定的余粮的作法。 ［7］（p.613） 周恩来在审阅这个纪要时，“改了一个字，并每句划了标点，表示同意。” ［6］（p.241） 1969年3月，在全国计划座谈会闭幕会上的总结讲话中，他又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出发，强调“要以增产粮食来备战、备荒，要增加粮食储备，藏粮于民”。 ［2］（p.287）
为了能使社队和社员有一定的储备粮，使农民在粮食征购问题上吃定心丸，以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国家早在1965～1967年就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的政策。1968年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稳定农民负担一定三年政策在一九六八年继续延用一年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和“藏粮于民”的伟大战备方针，对原一定三年的粮食征购基数，“一九六八年继续延用一年，不予变动”。 ［7］（p.530） 根据各地丰歉情况，对丰收地区实行超产超购超奖，对重灾地区则适当调减任务。1971年中央再次执行粮食征购任务不变的政策，并由三年改为五年。为此，中央在1971年8月21日发出《关于继续实行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通知》。通知认为从1965年开始的粮食征购任务一定三年的政策已连续实行了六年。实践证明，这对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工业建设，增加集体和社员的粮食储备，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为此决定从1971年起粮食征购基数改为一定五年不变的政策，强调要“在增产的基础上，做到国家征购数量适当增加，集体储备逐步增多，社员生活有所改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7］（p.531） 在丰收的地区可经协商后，继续实行适当超购而加价奖励的办法。并强调在经济作物集中产区，要“坚决保证这些地区的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 ［18］（p.158） 1973年3月，周恩来就广东宝安、珠海等地部分居民外逃香港、澳门的问题进行调查时，了解到这里一些社队征购任务逐年增加，甚至强行征购社员口粮，便在公安部关于此事的材料中给予严厉批评:“这如何能行?交了过头粮，减了口粮，交了库存粮，这笔帐怎么算”，“这如何持久，不跑何待”。 ［2］（p.584） 可见周恩来对购过头粮、挖空农民粮食是极为不满的，体现了他对藏粮于民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的藏粮于民思想，既是执行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更多的却是接受“大跃进”时把农民的粮食挖空、挖苦的沉痛教训而提出的正确思想、采取的正确措施。藏粮于民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吃上定心丸，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从而能在粮食问题上产生良性循环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使国家的粮食储备直至粮食安全建起了一道新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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