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作为东汉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算是知名度极高的杰出女性之一。她让世人最为津津乐道的有三件事:续《汉书》、教授后妃与撰《女诫》。她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则是她写的《女诫》一书。
《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说:“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而且,在多半两三百字便道尽一个人的生平的《列女传》中,录入《女诫》七篇的《曹世叔妻传》,尤为显眼,也可见《女诫》在当时的影响力。明神宗在万历八年写的《女诫内训序》中,称赞班昭的《女诫》说:“此书简要明肃,是为万世女则之规”。后人称班氏为“女中之民父”,把她抬到和孔子一样高的地位。
班昭在七十多岁的高龄写出的《女诫》,计1600字。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班昭丈夫曹世叔病故后,守寡多年的班昭本是写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各地,被视为“万世女则之规”。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班昭在古代与近代社会中地位的升降与所遭受到的褒褒贬贬,似乎都离不开《女诫》。
在《女诫》的“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漳,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恪尽本份。
在“夫妇”篇中,则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和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胡说八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女诫》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楷模,在近代,《女诫》是男尊女卑祸首,被视为班昭的罪责。譬如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班昭的《女诫》重新被阐释,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便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1898年,晚清人吴芙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其实,这一切的褒贬都应与班昭无关。因为班昭生活的朝代离我们已是那么的遥远,她当时所写《女诫》的内容,没有任何的不妥,完全是符合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班昭在人伦关系上,要求女子处处和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今人不能拿近代的观念去要求一个仙逝的古人。
何况,《女诫》中的思想也不是班昭首创,她只不是过是总结了前人的思想,“三从四德”“以夫为纲”并不是班昭写了《女诫》后才有的,班昭的《女诫》只是对前人的思想加以组织和修订而已。古代妇女的地位,并不会因为班昭写不写《女诫》而有所改变。班昭写《女诫》只是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班昭是个博学多才而有德行的女子,她曾多次入宫,被任命为后宫皇后、皇妃们的老师。还秉承哥哥班固未完的遗志,补写《汉书》。连当朝的名儒马融,也师从班昭学习《汉书》,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班昭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女杰,值得后人尊重。
关键字: 内容标签:罪责,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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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说:“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作《女诫》七篇,有助内训。……昭年七十余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而且,在多半两三百字便道尽一个人的生平的《列女传》中,录入《女诫》七篇的《曹世叔妻传》,尤为显眼,也可见《女诫》在当时的影响力。明神宗在万历八年写的《女诫内训序》中,称赞班昭的《女诫》说:“此书简要明肃,是为万世女则之规”。后人称班氏为“女中之民父”,把她抬到和孔子一样高的地位。
班昭在七十多岁的高龄写出的《女诫》,计1600字。包括: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班昭丈夫曹世叔病故后,守寡多年的班昭本是写来教导班家女儿的私家教科书,不料京城世家却争相传抄,不久之后便风行各地,被视为“万世女则之规”。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班昭在古代与近代社会中地位的升降与所遭受到的褒褒贬贬,似乎都离不开《女诫》。
在《女诫》的“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漳,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恪尽本份。
在“夫妇”篇中,则认为丈夫比天还大,还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和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胡说八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明大义,即是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女诫》在古代是女子教育的楷模,在近代,《女诫》是男尊女卑祸首,被视为班昭的罪责。譬如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创兴之时,班昭的《女诫》重新被阐释,上海爱国女学校伦理教习叶瀚(浩吾)便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中国之《女诫》、《女四书》,即教成女子倚赖幼稚、卑屈之男子之法之教科书也。对幼稚之人而更自屈于幼稚,对卑屈之人而更自守其卑屈,则中国女子之人格甚可想见矣。”1898年,晚清人吴芙赞誉“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孔夫子”,而到1907年,何震则贬斥班昭为“女子之大贼”,其实,这一切的褒贬都应与班昭无关。因为班昭生活的朝代离我们已是那么的遥远,她当时所写《女诫》的内容,没有任何的不妥,完全是符合她当时所生活的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的,班昭在人伦关系上,要求女子处处和顺,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切相关的。今人不能拿近代的观念去要求一个仙逝的古人。
何况,《女诫》中的思想也不是班昭首创,她只不是过是总结了前人的思想,“三从四德”“以夫为纲”并不是班昭写了《女诫》后才有的,班昭的《女诫》只是对前人的思想加以组织和修订而已。古代妇女的地位,并不会因为班昭写不写《女诫》而有所改变。班昭写《女诫》只是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人们对妇女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班昭是个博学多才而有德行的女子,她曾多次入宫,被任命为后宫皇后、皇妃们的老师。还秉承哥哥班固未完的遗志,补写《汉书》。连当朝的名儒马融,也师从班昭学习《汉书》,跪在东观藏书阁外,聆听班昭的讲解。班昭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女杰,值得后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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