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处长王大方对此认为,这一学术成果最大的意义是确认了元上都华严寺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内蒙古文化厅文物处发布的消息显示,这件元代皇家御赐碑发现于元上都古城东北角的大龙光华严寺遗址内,碑首为雕龙装饰,用汉白玉精雕,碑文为玉箸篆,体现了“皇元敕賜”皇家碑刻的最高规格,全文为“皇元敕赐大司徒筠轩长老寿公之碑”,该碑碑身已无,碑首高约160厘米,宽约60厘米,现藏內蒙古博物院。
关于考证经过,张文芳撰文说,通过对元代文人袁桷《上都华严寺碑》文章的考订,确认元上都“皇元敕賜”碑刻的主人“寿公”,是大龙光华严寺的第六代住持惟寿禅师。《上都华严寺碑》文有:“六传曰惟寿,今授司徒,寿能文辞”的记载,与碑刻中“大司徒筠轩长老寿公”可以互相确认。
张文芳指出:大龙光华严寺第三代至第七代主持法琳,史书记载较少。在她看来,碑文所记的“筠轩长老寿公”,是华严寺第六代主持。元代《佛国普安大禅师塔铭》记述寿公主持修缮了华严寺称:“在寿公之时,英宗皇帝念兹寺为世祖所筑作,而新之加大广焉,命寿公为司徒,以重其事”。
据《元史》记载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修缮华严寺时,总计征用役夫3500名,可见工程相当浩大。张文芳认为,元上都皇家寺院大龙光华严寺,在元代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元平江南后,元世祖忽必烈曾把供奉在明州(宁波)阿育王山广利禅寺的佛教圣物—舍利宝塔,迎接到北方各大寺院供奉,其中包括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由此可见其特殊地位。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文芳还通过对元代佛教历史文献的研读,排列出元上都大龙光华严寺的第一代住持为普安大禅师至温长老,第二代住持为少林寺的福裕大禅师等学术成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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