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上伯官"汉代城址"解密:专家认定系"玄菟郡"(2)

村民平整耕地，露出两座较大墓葬
2007年4月下旬，“上伯官城址”西侧的下伯官村农民平整耕地时，发现了两座形制较大的汉墓。该墓地位于下伯官村西南台地上，南距“沈抚公路”1公里；西距沈阳市区20余公里；东距“上伯官城址”约两公里。
经考古工作者发掘，两座汉墓形状相似，墓底深度相差约1.2米。“2号墓”建于“1号墓”之后。“1号墓”较大，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以及东、西耳室组成。墓道为阶梯状，保存较好，残长约4.2米、宽约1米。甬道长约0.9米、宽约1.4米，已严重破坏。墓室主体呈“T”形，南北长约7.4米、东西长约8米。后室有两个早期盗洞，以致墓内随葬品较少，而且严重破碎，可辨器形有陶俎、陶瓢、陶槽、陶器座、陶灶、陶楼等。墓葬内散落的白灰块上，还有彩绘的痕迹。这些白灰块应从墓顶上塌落下来。
“2号墓”亦呈“T”形，但仅有前室、后室，未见随葬遗物。
专家认定，“上伯官城址”为“玄菟郡”
“上伯官城址”所在地的东陵区汪家街道办事处上伯官村，地处沈阳与抚顺之间，“沈抚公路”从城址南侧0.5公里处通过。城址东侧紧依牤牛河，北为浑河支流二道河子。由于河水长年冲刷，城址东侧、北侧遭到破坏，早已不见城墙址，形成高约6米的断崖。断崖上露出大量的两汉、魏晋时期的文化遗存。城址西部、南部城墙早已夷为平地，但城墙夯土基础尚存，村民在城墙夯土基础上建房，不用打地基。从地表观察，现城址内外高差约1.5米。城址内业已被村民房舍覆盖。
该城址内的古街道主要有东西向、南北向的十字街。修筑“沈抚公路”之前，东西向街路是一直通向抚顺的“官道”。从道路和村内自然格局分析，该城址原应有东、西二门。城址南墙中部，与南北向街路相通的出入处，应为城址南门遗址。因河水冲刷破坏，北门遗址位置已无法认定。经实测，城址现存南侧墙址残长326米，其中，南门至西墙址为200米。东侧城墙址残长537米，其中，“官道”至南侧城墙址为370米。该城址原为长方形，南北稍长，其周长约2500米，应有3座或4座城门。
该城址内汉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文化堆积层厚达1.5米左右，土质灰黑，内含大量的绳纹筒瓦、板瓦、砖等建筑材料。生活器具多为细泥灰陶，有罐、瓮、壶、豆、盆、甑、瓶等，火度较高，器具除素面外，大多为绳纹、弦纹等纹饰。其中，一块阴刻“廿六年”字样的细泥灰陶“陶量”口沿残片，为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度量衡时，颁行天下的标准量具。该“陶量”在此间出土，标明这座城池在历史上的重要位置。
该城址周围，分布着许多两汉、魏晋时期的墓葬群。已发现的墓葬多为券顶砖室墓，有单室、双室、三室墓葬，以及“瓮棺葬”。墓葬中随葬品有细泥灰陶壶、鼎、豆、耳杯、瓶、罐等，以及成组的青铜器、铜镜、琉璃耳珰、银手镯等。这些墓葬的主人，均为当地的居民和官员、官兵。
该城址的名称，历来众说纷纭。通过考古人员对该城址实地调查，从其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分析，并参照古籍文献进行考证，认为该城址地理位置险要，交通方便，西南至辽阳(辽东郡治襄平)约100公里，与《吴书》记载的“玄菟郡在辽(辽东郡治襄平)东北，相去二百里”相吻合。《晋志》记载，玄菟郡为汉代设立，统领望平、高显等三县。经考古专家考证，玄菟郡为东汉安帝设置，所辖望平县城遗址，在新民前当铺大古城子，距玄菟郡城址西约65公里；高显县城遗址，在苏家屯区沙河乡魏家楼子，距玄菟郡城址西南约31公里。《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书》记载，沈阳以东，抚顺以西，上伯官屯附近的古城址，为玄菟城遗址。玄菟郡再次迁徙的郡治，就在此地。由此可见，“上伯官城址”，便是玄菟郡的三迁址。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便有“玄菟”字样记载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九，汉纪四十一，孝安皇帝”，东汉永初四年(110年)九月、元初五年(118年)六月的记载，均提及“玄菟郡”。由此可见，东汉安帝时期，便在辽东地区设置了“玄菟郡”。
据了解，眼下，考古人员们在上伯官村西头考古发掘，主要寻找这座汉代城址的城墙遗迹。目前，该城址的南城墙西端夯土基础已被发现。寻找该城址城墙遗迹的艰苦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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