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趣味考古：秦末汉初就有名片了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学科。它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却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吗？古人为什么“身高八尺”？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是怎样演变的？酒是何时发明的？喝茶有什么讲究？古代的厕所是怎样的……现今诸多物质文化的来龙去脉之谜，都可在本书娓娓趣谈中轻松觅得。
 “碑”原先是用来垂放棺木的
《开心辞典》节目中出了一道题：“‘碑’原先是做什么用的？”参赛者答：“用来测太阳的影子。”主持人说：“祝贺你，说对了。”其实这答案是错的。
说“碑”原先用来测太阳的影子，是把碑误解为日晷的指针了。用日晷测日影，只需要一根棒状的指针就可以了，并不需要“碑”。
“碑”原先是立在墓口上面的一个木桩或石桩，用来安置绞车、垂放棺木的。等到落葬完毕，碑没有用了，就被埋在坟堆里。木质的碑都腐烂了，所以一直没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发掘陕西雍县的秦公1号墓，在墓口发现了石碑，从而证实了“碑”原先确实是用来垂放棺木的。大概到了汉代，人们在安放好棺木以后，不再把碑埋到坟堆里，而是让它仍然竖立在坟墓前，并在上面镌刻了死者的名讳，于是就成了墓碑。由于墓碑是从安放绞车的石碑演变而来的，所以，汉代的墓碑都是上尖下方、中间有孔，仍然保持着原来安放绞车用的石碑的形状。汉代以前尚无墓碑，西汉的墓碑是最早的，所以保存至今的数量极少，仅在西安碑林能见到几块。唐代墓碑上部的碑首一般刻成盘龙纹，碑首中央有一小块平面用小篆镌刻着死者的名讳，其形状仍然是上尖下方的，这其实是一块缩小了的石碑。后来墓碑的形状渐渐变成上圆下方的了，篆额的形状也不再是上尖下方的了，说明这时人们已经完全忘记“碑”原先究竟是做什么用的了。
在一些研究生殖文化或性文化的书中，常常把后世墓碑上圆下方的形状说成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这是缺乏根据的联想，犯了“望形生义”的错误。
电视剧里汉以后的人拿爵喝酒，是错上加错
2001年3月10日《新民晚报》“古玩宝斋”栏的《西周后的爵是饮酒器》一文正确地指出，把爵称为斟酒器是不妥的。但该文只说“西周后”的爵是饮酒器，而对夏商时代爵的用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似乎不够理直气壮。其实，爵既不是斟酒器，也不是饮酒器，而是一种祭祀时用来注酒的礼器。
商周时代有一种祭礼叫做礼，祭法是用一束茅草竖立在圭（玉器）上，把香酒顺着茅草束慢慢灌入，以象征神灵喝酒。春秋初管仲伐楚，指责楚国“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酒。”这礼所用的茅草即楚国进贡之物，而行酒之礼所用的注酒器就是爵。
商人好酒，而酒的度数又低，所用的饮酒器如觚、觯等容量都很大。周人禁酒，饮酒器大大减少。但从夏代到西周，一直有爵。爵的形制虽有变化，但其容量一直不大。因为爵并非实用的饮酒器，而是如《说文解字》所言是一种礼器，只是用于象征性地向茅草束注酒而已。至于《说文解字》又说爵的形状像雀，并引申为告戒饮酒者节制和满足云云，则纯粹是许慎的臆测与附会了。
爵始见于夏代，盛行于商周，春秋以后不见了。究其原因，应是春秋后礼崩乐坏，商周旧礼遭到破坏所致。以爵注酒于茅草束的礼渐废，爵的用途也渐渐不为后人所知。不过祭祀时以酒歆神的做法还是保留下来，只是变为直接把酒洒在地上，没有礼那么繁琐了。
顺便说一句，有些电视剧让汉代以后的人物还拿爵来喝酒，那就是错上加错了。
秦末汉初就有名片了
现今在社交生活中，名片已成为不可缺少之物了。可是你知道，名片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它又是怎样演变的吗？
名片至少在秦末汉初就已出现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吕公家去贺喜，因为没有带钱而不得上堂入座，便假装“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释名》曰：“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这“诣”就是汉代的名片。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吴将军朱然墓中，出土了三枚谒。这三枚谒是用木片做成的，长24.8厘米，合汉代1尺，宽9.5厘米，厚3.4厘米，谒面顶部中央写一个“谒”字，右边直行墨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扬朱然再拜”，谒面有一大片空白，这就是书写贺礼钱数的地方。
谒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通名时用的名片，通常用于比较庄重、正式的场合，平时在亲朋同僚之间使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名片，叫做“刺”（札）。刺因“书以笔刺纸、简之上”而得名。朱然墓中同时出土了14枚刺，也是长1汉尺左右的木片，但宽仅3.4厘米，厚仅0.6厘米，既薄又窄。刺面从上到下有一行墨书：“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刺的内容比谒亲切得多，刺面也没有可写别的文字的空隙。
刺的出现比谒略晚，但至少到东汉时也已十分流行了。由于刺比谒更轻巧、灵便、实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刺逐渐取代了谒。刺流行的时代比谒长，在南昌一座西晋墓中曾出土过5枚木刺，《梁书?诸葛璩传》中也有“投刺邦宰”的话。
隋唐以后，纸张普及了，名刺不再使用木片，而改用纸来书写了。于是，它的名称也就逐渐改称为“帖”了。但有意思的是，刺传到日本后，也被日本人所接受，他们至今仍把名片叫做“刺”。
酒是何时发明的？
宋代朱翼中《北山酒经》云：“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欢，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樵夫渔父，无一可缺此。”虽为游戏文字，倒也说出了酒与社会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密切关系。
在自然状态下，只要条件许可，水果也会发酵成酒。元好问《蒲桃酒赋》记载说：“贞佑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葡萄在空盎上，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熏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酒的发明，当是受了大自然的启发。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双层镂空蛋壳陶杯，制作得如此精美的杯子，如果不是用来喝酒而只是用来喝水，未免过于奢侈了。根据与商代酒器造型相似的陶樽、陶杯等陶器推测，至少在龙山时代就已经有酒了。但传说却是“仪狄始作酒醪”，或者“杜康造酒”，把酒的发明，归功于夏代的仪狄或黄帝时的杜康。
商代饮酒之风极盛，酿酒业十分发达。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遗址，发现了一座建在高出地面1米的台基上的形制特殊的房屋，平面呈阶梯形，没有前墙，只有一排柱穴，可能是一座斜坡式屋顶的房子。屋内堆积着大量灰烬和陶容器，还有大量桃、李、枣等植物种仁，和8.5公斤人工培植的酵母。在房屋附近，发现有2眼水井。井内都有木质井盘，井底还有木桶、陶罐等汲水用具。这些情况表明，这里应该是一座酿酒作坊。商代的青铜器中，酒器占了很大比例，樽、缶、卣、壶、兕觥、爵、觚、觯等等，都是酒器。
古代的酒器容量都比较大，这并不是因为古人的酒量大，而是因为当时所饮之酒都是度数较低的米酒，俗称“老白酒”。商代把用黍酿制的叫“酒”，用稻酿制的酒叫“醴”，用香料浸泡制成的香酒叫做“鬯”。
唐代的酒品种更加丰富了。除了粮食酒以外，还有果酒和蜜酒，唐代苏敬在《新修本草》中说：“作酒醴以曲为，而蒲桃、蜜独不用曲。”把中药浸泡在酒中，可以得到药酒。药酒在唐代也出现了。
酒精度达到60°以上的酒，可以被火点着燃烧，所以又叫做烧酒。烧酒需要经过蒸馏方能制得。一般认为，要到元代从阿拉伯传入了蒸馏酒的技术以后才有烧酒。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武松过景阳岗的时候喝酒论碗，说明宋代的酒度数还不太高。自从有了烧酒以后，就再也不能论碗喝酒了。于是，酒器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烧酒相适应的小酒壶和小酒盅。
秦末汉初就有名片了
现今在社交生活中，名片已成为不可缺少之物了。可是你知道，名片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它又是怎样演变的吗？
名片至少在秦末汉初就已出现了。《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吕公家去贺喜，因为没有带钱而不得上堂入座，便假装“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释名》曰：“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这“诣”就是汉代的名片。1984年，在安徽马鞍山发现的东吴将军朱然墓中，出土了三枚谒。这三枚谒是用木片做成的，长24.8厘米，合汉代1尺，宽9.5厘米，厚3.4厘米，谒面顶部中央写一个“谒”字，右边直行墨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扬朱然再拜”，谒面有一大片空白，这就是书写贺礼钱数的地方。
谒是下级对上级、晚辈对尊长通名时用的名片，通常用于比较庄重、正式的场合，平时在亲朋同僚之间使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易的名片，叫做“刺”（札）。刺因“书以笔刺纸、简之上”而得名。朱然墓中同时出土了14枚刺，也是长1汉尺左右的木片，但宽仅3.4厘米，厚仅0.6厘米，既薄又窄。刺面从上到下有一行墨书：“故鄣朱然再拜问起居字义封”，刺的内容比谒亲切得多，刺面也没有可写别的文字的空隙。
刺的出现比谒略晚，但至少到东汉时也已十分流行了。由于刺比谒更轻巧、灵便、实用，在使用的过程中，刺逐渐取代了谒。刺流行的时代比谒长，在南昌一座西晋墓中曾出土过5枚木刺，《梁书?诸葛璩传》中也有“投刺邦宰”的话。
隋唐以后，纸张普及了，名刺不再使用木片，而改用纸来书写了。于是，它的名称也就逐渐改称为“帖”了。但有意思的是，刺传到日本后，也被日本人所接受，他们至今仍把名片叫做“刺”。
酒是何时发明的？
宋代朱翼中《北山酒经》云：“大哉，酒之于世也。礼天地，事鬼神，射乡之欢，鹿鸣之歌，宾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樵夫渔父，无一可缺此。”虽为游戏文字，倒也说出了酒与社会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密切关系。
在自然状态下，只要条件许可，水果也会发酵成酒。元好问《蒲桃酒赋》记载说：“贞佑中，邻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归，见竹器所贮葡萄在空盎上，枝蒂已干而汁流盎中，熏然有酒气，饮之，良酒也。”酒的发明，当是受了大自然的启发。在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双层镂空蛋壳陶杯，制作得如此精美的杯子，如果不是用来喝酒而只是用来喝水，未免过于奢侈了。根据与商代酒器造型相似的陶樽、陶杯等陶器推测，至少在龙山时代就已经有酒了。但传说却是“仪狄始作酒醪”，或者“杜康造酒”，把酒的发明，归功于夏代的仪狄或黄帝时的杜康。
商代饮酒之风极盛，酿酒业十分发达。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遗址，发现了一座建在高出地面1米的台基上的形制特殊的房屋，平面呈阶梯形，没有前墙，只有一排柱穴，可能是一座斜坡式屋顶的房子。屋内堆积着大量灰烬和陶容器，还有大量桃、李、枣等植物种仁，和8.5公斤人工培植的酵母。在房屋附近，发现有2眼水井。井内都有木质井盘，井底还有木桶、陶罐等汲水用具。这些情况表明，这里应该是一座酿酒作坊。商代的青铜器中，酒器占了很大比例，樽、缶、卣、壶、兕觥、爵、觚、觯等等，都是酒器。
古代的酒器容量都比较大，这并不是因为古人的酒量大，而是因为当时所饮之酒都是度数较低的米酒，俗称“老白酒”。商代把用黍酿制的叫“酒”，用稻酿制的酒叫“醴”，用香料浸泡制成的香酒叫做“鬯”。
唐代的酒品种更加丰富了。除了粮食酒以外，还有果酒和蜜酒，唐代苏敬在《新修本草》中说：“作酒醴以曲为，而蒲桃、蜜独不用曲。”把中药浸泡在酒中，可以得到药酒。药酒在唐代也出现了。
酒精度达到60°以上的酒，可以被火点着燃烧，所以又叫做烧酒。烧酒需要经过蒸馏方能制得。一般认为，要到元代从阿拉伯传入了蒸馏酒的技术以后才有烧酒。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武松过景阳岗的时候喝酒论碗，说明宋代的酒度数还不太高。自从有了烧酒以后，就再也不能论碗喝酒了。于是，酒器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烧酒相适应的小酒壶和小酒盅。
“锥”不刺骨,是文具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主要还是用竹简木牍来写书写信，所以那时文具盒里所放的文具和现在是大不一样的。
1957年，在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中，出土了一只放文具的小木箱，大小和现在的鞋盒差不多，里边放着12件文具。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加工制作竹简的工具，如截断竹筒用的铜锯，劈开竹筒、刨平竹片用的铜锛，刮除茸毛、修整竹简用的铜刻刀和铜夹刻刀，钻孔编册用的铜锥等等；另一类是书写文字用的笔，装笔的笔套，还有砍削竹简、改正笔误用的铜削刀。除了毛笔以外，这些文具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盒工匠用的工具。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楚墓出土了一只盛放制作简牍工具的小木盒，里面除了铜锛、铜刻刀、铜夹刻刀外，还有两块砺石。1981年，在浙江绍兴坡塘狮子山发现的战国墓中，与铜锛、铜刻刀、铜削、砺石共出的，还有陶线锤，这是拉线编织简册时用的。由此可见，在战国时代的文具盒里，用于制作简牍的工具，比书写文字的文具要多得多。
1954年，在湖南长沙左家公山的楚墓中，出土了一个小竹筐。里面盛放着一支套在小竹管内的毛笔，一把铜削，一个小竹筒(估计是用来贮放墨块的)，还有25支尚未用过的竹简。全部都是文具，没有制作简牍的工具。
在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上，曾经发现过有“出钱六十二，买椠二百”的记录。“椠”是木简的半成品。说明到了汉代，在市场上，竹简木牍已经有作为商品供应的了。这样，文具盒内就只要放文具就行了。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个小竹笥，里面放着一支套在小竹管内的毛笔，几块墨，一块砚版，一块研石，一把铜削刀和6块无字木牍，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汉代文具。
战国时，洛阳人苏秦求官不成，回家受到家人的奚落，于是便夜以继日、发愤学习，“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锥子，原来就是放在案头文具盒里用来编竹简的文具，唾手可得，并不是特意找来刺股的。
火锅自古受欢迎
鼎是商周时代使用的一种主要的炊器。圆鼎三足，方鼎四足，足间的空当是填柴烧火的地方。但是在已发现的西周铜鼎中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鼎，这种鼎的鼎足中部多了一个托盘，或者在鼎腹下有一个围起来的炉膛。这种鼎至少已经发现16件之多。它的特殊结构显然不适宜烧柴，却适宜在托盘或炉膛里放置炭火温热食物，所以被叫做温器。
战国初期的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被叫做煎盘的特殊铜器，它由四根立柱连接上下两个圆盘组成，上盘深，盘边有铜环提链；下盘浅，盘底有长方形镂孔。出土时上盘里残存有鱼骨和梅核，下盘内放着木炭。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温器用法的实例。
战国以前还没有发明带烟囱的封闭式炉灶，鼎是直接放在火塘上烧的，食物煮熟后就连鼎一起端上席，所以，鼎既是炊器又是盛器。用鼎盛食物在冬天很容易冷凉，而温器的下部可置炭火加热保温，构思十分巧妙。这种特殊的炊器马上使人联想到：它会不会是用来涮肉的火锅？
火锅的起源曾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有人说汉代文物中常见的谯斗是火锅；又有人说白居易《问刘十九》诗中所说的“红泥小火炉”是火锅。唐代火锅传入日本，于是涮肉食俗又风靡了东瀛。不过现在能看到的用火锅涮肉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泉州名士林洪著的《山家清供》，此书中记叙了涮兔肉的吃法，并特地注明：“羊肉亦可。”他还为之起了一个雅名曰：“拨霞供。”
到了清代，吃火锅已经十分普遍，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盛行吃火锅。乾隆皇帝尤其喜欢吃火锅，所以他六次南巡时，所到之处都为他准备了火锅。嘉庆元年宫内举行千叟宴，据说总共用了1500多个火锅。慈禧太后最喜爱吃的是菊花火锅，它的做法和吃法在德龄所著的《御香缥缈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摘自《趣味考古》 叶文宪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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