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尹湾汉墓简牍研究述评(3)

刘洪石《从东海尹湾汉墓新出土简牍看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根据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资料，结合史籍文献的记载，分析研究了这批简牍书籍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后世书籍制度的影响。文章分作（一）东海尹湾汉墓简牍的发现；（二）简牍长短、宽窄、厚薄无定制；（三）简牍写字行数多寡不等，字数无固定标准；（四）简牍的书写工具；（五）富有特色的简牍装订技术；（六）卷轴始于简策，“卷”的名称不始于帛书，也不一定指的就是帛书等几个方面，探讨了简策与书籍制度的关系，认为这批竹简对于研究纸发明之前我国古代书籍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它弥补了文献记载的谬误和不足，揭示了简策向书籍发展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武可荣则着重探讨了尹湾汉墓中出土的纺织品，他在《试析东海尹湾汉墓缯绣的内容与工艺》（《文物》1996年第10期）一文中，研究了尹湾汉墓出土的缯绣的内容与工艺，认为（一）在内容与表现手法上缯绣的图案多为流云星辰、仙人神兽，反映了墓主祥瑞避邪和升仙思想；（二）在制作工艺上，缯绣的设色运用不同的刺绣技法和技巧，有许多独到之处；（三）缯绣的出土，为研究我国汉代的经济、纺织和刺绣技艺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这些文章视野独特，独辟蹊径，开拓了简牍研究的新领域。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是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汉代辞赋作品，它的发现，把俗赋的历史提早了200多年，在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大，因此引起研究专家的高度重视，纷纷著文进行讨论。裘锡圭教授在《〈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第1期）一文中，首先对尹湾汉简中的《神乌赋》作了释文和注解，除解释某些词语并指出押韵文字外，还对某些字所以如此释的根据加以说明。然后简述此赋的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认为此赋具有独特的风格，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比《孔雀东南飞》要早200年左右，且通篇采用拟人手法，引六句《传》文作结，并将《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里的一些话塞入鸟语中，充分反映出作者是儒学久已确立其独尊地位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全文语言通俗，甚至笨拙，很明显是在民间口语文学的强烈影响下创作的。伏俊连《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一文，从《神乌赋》的产地历史上民间歌舞之盛、采用四言获早期民间韵语形式、以骚体结语来阐明主旨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其民间故事赋的明显特征。它的出土，填补了汉代民间故事赋的空白，说明敦煌《燕子赋》一类的俗赋，有其源头和继承系统的，是民间禽兽杂赋的一个样板。王志平《〈神乌傅（赋）〉与汉代诗经学》（《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也对全赋作了注释，提出故事中“禽鸟夺巢”类型最早见于《诗经》的《召南·鹊巢》和《豳风·鸱鸮》两篇主题相似。《神乌赋》中所反映的《诗经》学，无论经文还是经说，都与鲁、齐、韩、毛四家有同有异，应是别成一家之学，说明汉代《诗经》学的丰富性，并不限于四家而已。 

    尹湾汉墓所出《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等，都是与上计有关的资料，对于了解汉代上计制度很有帮助。高恒先生《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谈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东南文化）1999年第1期）一文，认为墓主师饶可能担任过东海郡的上计吏。《集簿》所载上计内容性质有五类：（一）地区面积和行政机构；（二）农业经济；（三）财政；（四）民政（包括户口、流民、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等项）；（五）置三老孝弟力田以导民。最后指出，这篇上计文书写法上简洁、明确的特点，表明西汉中后期，地方政府在上计方面，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经验。 

    尹湾汉墓出土的《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是迄今所见有关汉代武库器物最完备的统计报告，对深入了解汉代武器装备情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李均明先生《尹湾汉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初探》（《尹湾汉墓简牍综论》，科学出版社，1999年）一文，指出尹湾汉墓6号牍所载武库有两个特点：（一）库存量大；（二）武库官员配置与器材统计皆未见于其他木牍，说明武库不属于东海郡直接管辖，有可能是汉朝设于东南地区的大武库。同时他对武库器物种类作了考证，分弓弩类、铠甲类、剑戟类、旌幡钲鼓类、战车类及其他类（包括各式守御器、军需品和杂器），共六类，详细征引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考证细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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