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考古队长揭秘南海一号发现始末：与海盗抢时间

作为中国国家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威也是“南海一号”水下考古队的队长。从1987年以来，整整20年，张威所做的事几乎都与“南海一号”密切相关。
因为这艘800多年前的南宋古沉船，张威成了中国版“寻宝故事”的权威叙述者——他足够坦率，专业背景扎实，亲历水下勘察过程。
做水下考古是哈彻逼的
到今年9月，中国国家水下考古中心就成立整20年了。“现在我们的水下考古队拉出去比任何一个国家的都不逊色，甚至超过韩国和日本。做到这个水平，我们只用了十几年，很不容易。”1987年，“水下考古”几乎是和“南海一号”一起出现的一个新名词。
张威说，自己之所以能走上水下考古这条路，完全是被英国人迈克·哈彻“逼”出来的，正是这个英国职业盗宝人催化了中国国家水下考古中心的诞生。1985年，哈彻在南海盗捞出一艘清代商船。一年多后发现，他将沉船物品交由嘉士德拍卖行拍卖。但在这样一个国际竞拍会上，中国的文物专家竟然只能空手而回。此事震动中国政府，国家随即召集文物、司法及海事等各部门座谈，着手筹建中国水下考古队伍。
此时，张威已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4年。他考古经验丰富、体格健壮、胆大沉稳、水性好，这些都是从事水下考古工作必备的素质。张威因此被时任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越超看中了，很快被派往荷兰学习潜水技术。
“那时候我们真叫一穷二白，没钱没技术没设备，甚至连潜水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在张威的印象中，欧洲人体力好，喜欢潜水，使这项运动成为普通民众参与的娱乐项目。张威只在游泳池里学了两周的基本技术，就直接跟欧洲队员下海训练。由于欧洲版潜水服型号太大，在水下经常摩擦皮肤，“那时候一天在水里待四五个小时，腿都快磨破了。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的潜水服都是量身定做的。”
1987年，国家水下考古中心成立时，张威被任命为中心主任。可他还来不及招兵买马，“南海一号”就突然现身了。
第一次探摸“南海一号”
1987年，张威接待了广东省救捞局的一位海上工作人员，他向张威讲述了 “南海一号”现身的经过：
“1987年8月，我们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一艘17世纪荷兰沉船时，意外发现了另一艘古沉船。当天，英方一只1吨多重的钢铁抓斗，在沉船上乱抓一把，然后举起。我们一看都惊呆了——里面竟有200多件中国瓷器和金属器具，可惜瓷器全被抓碎了。兴奋不已的英国人仍想继续放抓斗打捞。见状，中方工作人员立即将情况上报国家文物局，英国人的打捞行为才被制止。”
当这名工作人员把从沉船上捞出的瓷器碎片拿给张威看时，张威立即意识到了这艘沉船的分量，他相信这艘沉船极有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可当时，水下考古中心还没有能力进行水下考古作业。1988年，张威开办了第一期水下考古培训班，从省级文物部门中挑选人员，组建了国家水下考古队。第二年，他被派到美国，师从“水下考古之父”乔治·巴斯。
1989年11月，“中日联合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对南海的这条沉船进行勘察，并将其命名为“南海一号”。这也是张威首次在水下触摸到“南海一号”。他们先用声呐仪器进行扫测，在可疑区域投下浮标。张威沿着水面浮标绳拖坠下来的定点标志，潜入海下。在黑暗的海水中，他只能依靠被海水放大的呼吸声和吐出的气泡位置，感知方向和同伴之间的距离……
“突然，我感觉手碰到了一个凸起物，表面很粗糙，但不是礁石。我用自己的手臂量了量，大约高出海床30厘米。接着，我又摸到了一块硬物，感觉像是一片船板，这时我断定那块凸起的东西应该就是沉船的凝结物。”张威向记者描述道。
事实上，张威摸到的就是“南海一号”的船板。那次调查中，一位日方队员以类似的方式，摸到了一小块刻花瓷片。或许是觉得打捞的希望渺茫，日方没有继续和中国合作，张威也缺乏相应的资金和人手，无法独立下水作业，因而他在《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报告中写下：“一块瓷片，一片船板，面积约1平方米、高约30厘米的凝结物”。寥寥数语，便是此后10年间“南海一号”的仅有资料。
用生命拯救水下文物
在中国1.8万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历史上往来于沿海口岸的各国商船帆樯林立，有报道称仅在南海就有2000多艘古沉船。十几年过去了，张威的水下考古队员也增加到近40人。在这期间，他们对“碗礁一号”、“华光礁一号”等多艘古沉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但“南海一号”却成为他一桩沉甸甸的心事。
2001年，国家水下考古中心获得香港水下考古协会赞助的120万港元时，张威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南海一号”。他的这一计划立即得到多方支持。香港赞助方找到了1987年发现“南海一号”的英国船员，从他手中买下当年的定位海图交给张威。
茫茫的海面，没有任何参照物，即使有定位海图，张威和队员们在水下探查了一个月仍毫无发现。由于这片海域泥沙含量高，10年时间海底早已是另一番样貌。就在赞助费快用完时，水下考古队一位叫崔勇的队员在水下意外摸到了一块凝结物(只有沉船上有这种凝结物)，又在凝结物上找到了一枚青白瓷片。这枚小小瓷片如同“南海一号”的DNA，靠着它，张威振奋地告诉大家：“找到了!”
2002年，水下考古队得到了国家财政部4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张威终于能组织对“南海一号”的大规模考察和局部打捞。2002年3月，当张威和其他队员凿开一个窗口进入船内时，他们惊呆了：在一个面积仅几平方米的小舱内，就捞起了4000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绝大多数瓷器完好无损、灿然如新！当他们将几千件宝贝小心翼翼地带到水面上时，“心里说不出什么是滋味，又想大笑，又想哭一场！”
然而，对沉船船体的勘察难度却远远超出了张威的预期。在22.4米深的海底，能见度最好时，队员也只能看到眼前1米多的范围。他们只能凭触觉判断形状和方位，回到船上再凭记忆绘图。
险情是工作常态。“当一个人潜到20米以下时，就会从气瓶的压缩空气中呼进越来越多的氮，引起氮麻醉。人舌头发麻、神志不清、判断力下降，就像喝醉酒一样。” 张威向记者解释说，这种轻微的醉感在陆地上可能无足轻重，但在海底则随时可能危及生命。可以说，我们的考古队员是在“拿生命拯救文物”。
与盗宝贼争夺时间
“从打捞上来的物品看，‘南海一号’是外销的商船，装载的瓷器汇集了当时著名的四个窑系：景德镇的影青瓷、福建德化的印白瓷、福建的建窑黑釉及浙江龙泉的青瓷。”而在张威看来，比瓷器更重要的就是沉船本身。800年前的造船技术和史料不仅在中国几乎无留存，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作为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对“南海一号”的研究，很可能成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新起点。
2007年上半年，媒体的镜头聚焦广东阳江海域，密集的新闻报道每天都在跟进，预计的出水时间一次又一次被更新。“正在进行的打捞由广州打捞局负责，我无法判断它的出水时间。”对张威而言，相较于打捞，他更关注的是今后该怎样保护“南海一号”。
“保护文物是为了向公众展示一段历史，而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沉船在海里几百年，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平衡。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会出现什么情况，很难估计。”张威向记者解释说。
我国虽然早在1989年就已经对水下文物立法保护，但已发现的古沉船不仅引起渔民哄抢，还招来了海外商业打捞公司和海盗的觊觎。
张威痛心地说，“几年前，我们在勘察‘碗礁一号’时，勘察船甚至无法开近沉船海面。那周围布满了20多艘哄抢文物的渔船，这些人为了捞到‘宝贝’，甚至用土制炸药炸开沉船，这简直是灭顶之灾。”去年大连附近海域发现元代古沉船后，福州水下考古队就立即派了一艘船在海面日夜守护，至今不敢撤离。“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工作，其实都是为了避免沉船被破坏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只能跟盗宝贼争夺时间，哪儿出现问题就上哪儿抢救文物去。”
 本刊记者 路 琰
水下考古与海底捞宝
水下考古与海底捞宝，两者本质完全不同。
水下考古，是一种科学考察行为，所要获取的不仅是沉船中的文物，更重要还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探索，保护其文化价值。
例如沉船考古，要勘察船体本身、搭载物、船上的生活用品等；而且勘察中的测量、记录、摄像等工作相当繁杂，尽可能还原水下文物的本来面貌。
而海底捞宝无论采用什么方式，只有一个目的：获取文物，出售获利。这与盗墓行为无异。因此，被盗捞过的水下遗址通常被严重破坏，这也是海底盗捞的效率远远高于水下考古的原因。
如果没有英国人迈克·哈彻的当头一棒，南中国海的古老沉船和沉睡了千百年的宝物，将会是另一种命运。
1999年，南海海底30米深处，一座堆积的“小山”吸引了迈克·哈彻的注意。盗贼般的直觉告诉他，在黑暗的海洋深处，只有精致的中国瓷器才会发出那种惊人的光泽。他毫不犹豫地下令打捞，结果多达百万件清代康熙年间的瓷器出水。
捞宝船队上的人都露出垂涎的目光，但哈彻却命令：砸碎它！对哈彻来说，世界文物收藏市场上，永远是物以稀为贵。从沉船上挑选的36.5万件精品，就足够他体面而傲慢地走进欧洲任何一家拍卖行。
哈彻走了，浩劫留下：百万件瓷器中，60多万件被砸得粉碎，沉船和遇难者遗骸“丢得到处都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南海，这样的文物浩劫，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潜伏在南中国海
巨大的财富诱惑，是所有海上寻宝人的第一原动力。迈克·哈彻开出高价，引诱同他一样做着“捞宝梦”的人替自己卖命：考古专业的高材生、技术纯熟的潜水员、海难事故的研究者、东方海域的知情人；此外，他还携带着小型武器。
“要防备海盗的偷袭”，哈彻理直气壮。然而事实上，和别的寻宝人相比，当他砸碎60多万件瓷器时，更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
这艘名叫“泰星号”的清代沉船，满载着传说中的宝物，奇迹般地沉没，消失于苍茫。在无数寻宝人的梦想中，它是东方的“泰坦尼克号”。
1999年，哈彻重金聘请的考古人员，竟然在荷兰人詹姆斯·哈斯伯格所写的《东印度航行指南》上，发现了这个惊人的秘密宝藏。“1822年1月14日，‘泰星号’从中国厦门港出发，驶往爪哇。这是一艘长50米、宽10米、重1000多吨的巨型帆船，船上载有2000多名乘客和船员，压舱的是100多万件福建德化的瓷器，包括茶具、水杯、化妆盒等。船驶到中沙群岛时，不慎触礁，完全沉没。2000名乘客中，只有198人被路过的‘印第安娜号’救起，其余全部葬身海底。”
哈彻立即顺藤摸瓜，他找到了“印第安娜号”的航海日志。在发黄的破损资料中，大致锁定了“泰星号”的沉没位置。哈彻带上自己的船队，悄无声息地潜入中国的南海水域。
开始的头一个月里，搜寻并不顺利。直到1999年5月10日晚上，声波定位仪才显示出不规则的海床，可是磁力计却没有太大异常。既然两个先进的仪器“自相矛盾”，哈彻就大大咧咧地忽视了。
转折是在两天后，5月12号，潜水员潜入深达30多米的海底，看见了一个又一个的直径达1米的铁环，然后发现了一处小山似的堆积物，高4米、方圆足有400多平方米，竟然全是瓷器！即使在暗无天日的海底，肉眼也能辨认出杯子、盘碟、花瓶的形状。
哈彻大喜过望，请来了英国著名海难研究专家尼戈尔·匹克福做鉴定。“这就是‘泰星号’！这百万件瓷器全部出自康熙年间的中国四大窑系，几乎件件都是精品。”
这些精品没有在海难中毁坏，但大部分却在重现于世后被砸碎。那剩下的36.5万件绝佳瓷器，被哈彻偷偷拖出了南海，运到德国待价而沽。随后持续了9天的拍卖会，为哈彻带来的，是整整3000万美元的横财。
3万美元买不回一件沉宝
砸碎“东方泰坦尼克号”之后的这场拍卖会，无法不让中国人想起多年以前，荷兰嘉士德的中国文物专场拍卖会。那是中国水下考古人最心痛的记忆。
1984年，迈克·哈彻潜心研究曾经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尘封的档案馆里，“哥德马尔森号”吸引了哈彻的目光。1752年冬，“哥德马尔森号”商船满载着瓷器和黄金，从中国广州驶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这艘船在航行了16天后，触礁沉没。
哈彻费尽心思，在南海海域探测到了这艘沉船。23.9万件青花瓷器，125块金锭、总重达45公斤，还有两门刻有东印度公司缩写VOC的青铜铸炮……打捞出水的文物让哈彻眼花缭乱。哈彻将它们悄悄拉到公海，隐匿一年后，拿出 “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国际公约，将沉宝交给荷兰的嘉士德拍卖行。此举换回了2000多万美元的回报，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最富有捞宝家”。
1986年4月，阿姆斯特丹，嘉士德中国文物专场拍卖会开幕。
一次拍卖会上出现23.9万件之多的中国文物，这样的盛况，在欧洲收藏史上前所未有。荷兰陷入狂热，中国驻荷兰使馆急电国内，请示此事。
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的杨林，紧急受命。他翻遍了国际海洋公约、世界各国海洋法，却找不出任何一条能制止此事的法律依据。而当时我国的法律，对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一片空白。
无奈，国家文物局只好派出了两位陶瓷专家耿宝昌、冯先铭，前去阿姆斯特丹一探究竟。尽管无例可查，但大家都想到了一件事：买回来。于是，他们携带了3万美元。
此时，阿姆斯特丹希尔顿酒店的二楼、嘉士德拍卖会大厅里，恍若一个大型剧场。过道上、地毯上，甚至大门外，都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家。23.9万件精致的青花瓷器，摆满了两层楼。
拍卖行把优先竞拍的待遇交给了中国人——1号牌。可是，在整整3天的拍卖中，中国人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每一件瓷器的起拍价格，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叫价一路走高，3万美元形同废纸，20多万件珍贵的中国文物，眼睁睁花落旁家……
2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全力以赴打捞“南海一号”时，留下了一句悲愤的话：“中国水下考古能有今天，是哈彻‘逼’出来的。”
小孤儿，大海盗
在国际海洋考古学界，迈克·哈彻的名字，已经等同于“灾难”。
他惯于毁宝提价，从来都“说不清楚”打捞的地点。对于“哥德马尔森号”，他拒绝回答详细位置。而古航海日志显示，这艘中国商船是在香港西南海域触礁沉没。对于“泰星号”，他自称在“赤道南部两度、爪哇北部、苏门答腊东部和新加坡南部之间的某处海底”，但事实上，他的船队如幽灵般在香港海域勘探了一个多月。
生于1940年、黄头发、赤红脸、长得五大三粗的迈克·哈彻，从不掩饰对财富的狂热。“我在孤儿院中长大，如饥似渴地阅读寻宝发财的书，希望有一天能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找到大笔宝藏，让自己和孤儿院里的好伙伴过上好日子。回头想来，这些书成为我后来寻宝的心理指南，它们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0年，30岁的哈彻跑到了澳大利亚，成立了一家海洋商业打捞公司，打捞二战期间被击沉的商船和军舰，回收商船上运载的锡、橡胶和废旧金属。一个偶然的机会，哈彻遇上了生命中的第一艘古船——载有2.2万件中国明代瓷器的南海沉船。他试探着把瓷器卖给收藏家，结果却大吃一惊：数百万美元，比前三年的收入还多！
自此，哈彻决定改变业务方向——寻找南海古沉船。他再度“好学”起来，出入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大学，聘请大学生们搜集旧航海图和海运情报。
渐渐地，哈彻成名了。他打捞出二战军舰和古代沉船共计80多艘，摇身一变，成了“最出色的海洋探险家”、“当代最成功的寻宝人”。
不过，哈彻并非一直顺利。2007年初，他吃上了国际官司——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的1.5万名投资者状告哈彻骗走他们4000万美元的投资。
原来，2006年，一名澳大利亚人、一名新西兰人和哈彻合伙，成立了“哈彻信托投资基金会”。他们四处宣称“又发现一处巨大的海底沉宝”，吸引了大批投资者，仅在日本就有1.3万人把血汗钱送进了哈彻的口袋。但半年过去了，哈彻毫无动静。“价值连城的海底宝藏到底在哪儿？”面对投资者愤怒的质问，哈彻露出了地道的无赖面目：“我根本不知道这事。基金会？他们建立的时候，根本没和我打过招呼。”
背着4000万美元债务的哈彻，并没有丝毫紧张之意。他最新的表态是，“我确实在南海开发新的捞宝项目，如果日本投资者拿不回钱的话，肯定睡不着。但是你们得有耐心和信心，因为迟早有一天，会得到回报的。当然了，这一切要取决于这次捞宝行动的成败。”
这一纸声明，引起了海洋考古专家深深的担忧。假如哈彻真的发现了又一个巨大的宝藏，为了填补这4000万美元的漏洞，他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南海，将无法平静。
2007年7月，广东阳江海域，正在进行的“南海一号”整体打捞举世瞩目。
20年前，当这艘南宋沉船从800年的沉睡中苏醒时，震动了所有人。不计其数的倾国之宝、黄金航线上的意外沉没、“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传奇——这一切让人们对海洋、宝藏、古老贸易有了无限的遐想。
此时，一座正在兴建的博物馆，将以巨大的玻璃房，迎接我们曾经沉没的文物、文化和文明，这在全世界史无前例。20年来，它是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最隆重的期待。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竟然是被别人逼出来的。逼迫我们的人，正是疯狂盗捞南海宝藏的外国商业打捞公司。英国人迈克·哈彻砸碎了刚刚捞出的60多万件南海珍宝、比利时人吕克·海曼斯抢夺五代十国沉宝而当中国人闻讯赶到国外拍卖行时，身上仅有的美元甚至买不回哪怕一星半点的流失文物。
20多年来，辽阔的南中国海，成为世界盗宝者的狂欢之地——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途，2000多艘商船沉没于此，无数宝藏深埋海底——他们盗捞、掠夺、破坏；甚至在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相邻的中国海域中放肆地出没。
那被盗取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瓷器，还有古老中国的历史记忆；那被践踏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沉船，更是今日中国的主权尊严。驱逐这些“盗宝者”，不仅需要我们善用法律武器，更要有保护水下文物的观念和捍卫海权的意识。
背靠大陆、坐拥大海，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中国的强盛，从来都离不开蔚蓝色的海洋。昔日“海上丝绸之路”的宝藏之劫，唤醒了开放中国的海洋意识。7月24日，我国宣布首次水下文物普查全面展开。沿着1.8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我们将重新审视自己的海洋历史，守护并开拓我们的海洋文明。
本刊特约撰稿 余春雨
抢救中国的水下历史
最近，美国与西班牙之间上演了一场“夺宝大战”。5月，美国海上探测公司奥德赛宣布，从一艘沉船上打捞出价值约5亿美元的50万枚金币和银币。虽然该公司没有透露打捞地点，但西班牙政府怀疑这批珍宝属于一艘西班牙沉船，因而以盗窃西班牙财产的罪名将该公司告上法庭，并表示“起 诉的目的并不是商业利益，而是保护国家遗产”。
如果说西班牙是国外商业捞宝的受害者，那么中国的南海早已是一片重灾区。盗捞、窃取、走私、拍卖……在中国海床上静躺了千百年的众多沉宝，如今通过一条条隐蔽的商业通道四散、流失。世界寻宝人都把致富梦想寄托在这里，而且屡屡得逞。
海上丝绸之路遗产无数
商业捞宝的历史，是伴随水下考古而起的。不过，两者的区别是，一个为了金钱利益，而另一个旨在还原人类历史。
上世纪40 年代，法国人雅克·伊夫·库斯托发明的轻装潜水器，解决了10 米以下深海的呼吸问题，由此，神奇的海底世界展现在人类面前。经过近20年的努力，被誉为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国人乔治·巴斯将陆上考古的方法引申到水下考古，水下考古迎来了蓬勃的发展。
水下考古在中国开始虽晚，但海平面底下埋藏的中国历史却已经绵延千年。15世纪以后，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海洋成为沟通全球的主要通道，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向西延展，贯通了东西方的贸易交往。海上丝绸之路，又称陶瓷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其承载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条陆地通道。而在那个没有机械动力的帆船时代，往来海上丝绸之路的船只随时会遇险沉没，据统计，几乎每隔29个小时就有一艘船葬身大海。直到19世纪初，因遇上海盗和风暴而沉没的货船比例仍高达30%～40%。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我国东南沿海至南中国海海域，就有沉船超过2000艘。这些船只满载的陶瓷、丝绸、金银珠宝等宝物也就随之埋没，不计其数。
对于中国考古学者来说，这些海底藏品承载着历史的密码。对于国内正在打捞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庆新就这样评价：“它的出水与研究，可能带来中国海洋经济社会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其历史价值不亚于近代中国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甲骨’和‘敦煌’。” 中国的航海史、海外贸易史、港口史、造船史、移民史、国家关系史、科技文化交流史等，都将由此有新的延伸。
国际法“纵容”商业盗捞
可是，这些珍贵的历史标本、文化遗存，在海外盗捞者的眼中，只等同于真金白银和美钞。几乎就在考古学者深入海底的同时，逐利而来的各色人等也瞄准了发财机会。
近年来，中国古代瓷器在国际拍卖市场上的价格逐年攀升，一件元代的青花瓷罐，在苏富比拍卖行竞拍出了2.3亿元人民币的天价。在巨额利润的驱动下，自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沉船打捞的队伍，他们不惜血本，利用各种手段在各个海域搜寻那些可能满载宝物的沉船。更有一些打捞公司无视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海洋公约》，偷渡到别国海域，盗捞别国的文物。疯狂打捞之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尤其让中国人感到愤慨的是，在现已出水的这些大量沉船中，不仅很多是中国沉船，满载的是中国珍宝，而且出水地点极有可能就在中国海域。中国水下考古队队员在我们自己的海域进行水下考古作业时，就曾多次遇到盗宝贼，“他们简直就是在和我们抢水下的文物遗产。”
这些外国打捞公司频频潜入我国海域，其商业性盗捞日益疯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水下考古队执行队长林果、宁夏考古所原副所长杜玉冰分析说，客观上，各国对沉船打捞的政策法规严重错位，给商业盗捞行为提供了生存空间。我国的相关文物法规定，所有在我国地上地下、包括水下的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任何私人的发掘和打捞行为都是违法的。但在许多西方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允许私人勘察、打捞海底沉船。按这些国家的惯例，一般沉船被发现后，发现者只需在48小时之内去有关国家的航海事业管理局进行申报，就可以进行打捞，然后按比例得到一部分沉宝或经济补偿。
近年，某些东南亚国家大量“引进”西方捞宝公司。受经济利益驱使，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因无力打捞本国领海内海底文物，便开始与西方捞宝公司合作。比如在菲律宾，商业打捞公司只要获得其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并与菲律宾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由于，中国南海海域濒临这些东南亚国家，加上我国海域广阔，海防力量难以具体监控到每个角落。因而，给了外国商业捞宝公司可乘之机。它们的勘察范围，通常并没有局限在东南亚颁证国家的领海内，反倒利用这些国家颁发的许可证做幌子，秘密潜到我国海域盗捞水下文物。
目前，有关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性法规也给商业盗捞留下了法律漏洞。现在可依的国际法规是1982年制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虽然该《公约》中的第149条和第303条规定，对于在国家管辖权之内的海底，发现的具有考古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应予以保护；并且特别强调对这类文物“要注意来源国(文化来源国或历史、考古来源国)的优先权”；但公约中提出的这些条文大多概念含混不清，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来源国难以真正依此追讨自己应有的权利。这就使一些违法盗捞、抢捞的商业公司，更加有恃无恐。本刊记者 陈小茹
四年过去了，尽管美国退伍老兵费尔·格雷科仍背着“盗捞”的犯罪嫌疑，但他藏在洛杉矶家中的2.3万件中国古董已越来越少。发达的互联网让他轻易绕过公开拍卖文物的法律障碍，将古董卖给了私人收藏家。似乎无人能够阻止他的“黑手”，伸向南海深处的中国沉宝。
瞒天过海20年
2003年8月，纽约格恩西拍卖行接受一家名为“牧马寻宝公司”的委托，准备公开拍卖一大批汉唐陶瓷、明代花瓶等中国珍宝，底价总计1500万美元。就在拍卖槌即将敲下的那一刻，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突然喝停，理由是“牧马寻宝”涉嫌非法打捞与走私。
中国文物怎么会在纽约拍卖，又为何被菲律宾政府喝停？这背后是一个海盗式捞宝故事，费尔·格雷科就是那个海盗。
费尔·格雷科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老兵，曾参加越战。1972年，当他离开越南时，身上的大背囊里，装满了《南海古贸易调查报告》、《东南亚考古现状》、《中国古董》等书籍。回国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格雷科前往非洲马达加斯加寻宝。没想到首次下海就捞到了金块，格雷科发现寻宝才是财富之路。
由于熟悉亚洲文化，格雷科认定南海海域内沉没的中国古船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宝库。他立即回到亚洲，瞄准了菲律宾、印尼及越南附近海域。他先在菲律宾住了至少10年，与菲律宾班乃岛、棉兰老岛以及布苏安加岛一带的渔民混得烂熟，搜集当地渔民讲述的海底沉船故事。
其间，格雷科在香港成立了名为“牧马寻宝”的公司，筹措寻宝资金、招募文物行家。另一边，他千方百计与菲律宾国家博物馆负责人攀上交情，了解该国捞宝手续底细。 暗中，格雷科已经招募了数百名菲律宾渔民中的潜水高手，集合他们打捞海底沉船上的“瓶瓶罐罐”。
在后来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格雷科描述了他的临时捞宝队：“他们没有专业的潜水服，甚至连氧气瓶都没有；专业一点的，就在脚上绑上木制的踏板权当潜水员的脚鳍。”他承认自己20年的海底寻宝行动中，具体情况从不为外人所知。“大多数国家都还没意识到水下文物的价值，一旦它们知道价值，那我们就没法干了。”
绕过法律网上拍卖
而对拍卖行，格雷科谎称，他的海底寻宝行动是“完全合法”的，获得了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和有关方面的特许，直至被喝停的那一刻。
据菲律宾《调查者报》报道，格雷科海底捞宝的“巅峰期”始于1997年，一直持续到2002年。其间，他在南海海域先后发现了16艘海底沉船，捞起了约2. 3万件古董。令人吃惊的是，数量如此之多、价值如此之高的文物，竟然悉数被格雷科悄然运回美国。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海底探险家埃莫里·克里斯托夫和《纽约时报》记者曾到访格雷科位于洛杉矶市郊的住所：花园里赫然立着几个高度超过两个成人的巨型花瓶；6座被怀疑来自明太祖墓前的石雕，摆在花瓶两侧；精美的瓷碗、陶碟要么被随意摆在地上，要么一叠一叠地堆放在一起，堆得那么高，似乎屋里的人只要迈开步子，这些价值连城的国宝就会轰然倒下，跌成碎片……《纽约时报》记者不禁惊叹：“格雷科的家简直就是小型中国古董博物馆！”
更深的黑幕随之也被揭开：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否认曾向格雷科颁发过任何捞宝及文物出口的证件，格雷科甚至伪造了该博物馆总顾问约翰·西尔瓦的签名。
2004年，菲律宾司法部要求美国引渡格雷科，并签发了逮捕证，格雷科被指控“没有注明文化财产，使用假冒商业出口文件，违反海关出口法”等等。
由于美国政府拒绝配合，格雷科并没有受到上述指控的影响。在委托拍卖流产后，他对外界的谴责毫不在意，决定改在互联网上拍卖，通过电邮与买家交易。国际考古学家对此愤怒不已，因为不知究竟有多少珍贵文物就这样从格雷科手中消失，从此彻底破坏了考古价值。
“海盗”遭到通缉
“从格雷科展示的沉宝情况来看，尽管他自称多数是从菲律宾海域打捞出的，但显然有不少文物来自中国南海水域！”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考古学家布莱恩·霍曼揭露了格雷科手中古董可能的真实来源。
从2000年开始，格雷科先后多次同霍曼联系，“他急于从我手中牟取水下考古资料，就是想把他打捞的海底沉宝合法化。”霍曼分析说。由于菲律宾海军对本国所属海域管控力度大，格雷科在菲律宾领海内打捞沉船的可能性相对较小；格雷科曾向霍曼展示其捞宝录像。霍曼说：“从海象和水下环境来看，我初步断定那应该是中国所属的南海水域。他展示的中国文物，从所附珊瑚虫及其他附生物的痕迹来看，也能断定应该是中沙或者西沙水域。”
“海盗”也有倒霉的时候。2006年1月底，拥有印度尼西亚永久居留权的格雷科，被印尼政府通缉，因为他涉嫌“大量走私国家级文物”。
2006年2月，格雷科连人带船在阿联酋迪拜被扣押，船上所有文物被没收，他本人也被阿联酋政府拘禁180天。这期间，格雷科的妻子四处奔走，在网上攻击说：“印尼政府根本就是想独吞我们的宝藏，所以才指使阿联酋政府对我老公下手，美国政府居然抛下自己的公民不管……”
去年年底，格雷科终于回到美国。他毫无悔过之意，向媒体辩解说：“我不是寻宝者，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出口商，我只是海底沉宝的保管员……我很自豪成为它们的守护者！”不过，记者注意到：“夸夸其谈的时候，他猛吸了一口雪茄，然后很轻意地就把他的烟屁股，弹进了一个价值连城的中国大花瓶里！”
本刊特约撰稿 邱晴川
保护，从海权谈起
来自中国海域或带有明显中国标志的水下文物，屡屡成为国际艺术品市场上的热门拍卖品，而我国的考古工作者鞭长莫及、无能为力。要改变这种现状，维护我们对水下文化遗产的权利，就要从维护、捍卫海权开始。
对于海洋文化遗产，目前我国相关文物法的规定是“对于遗存于中国内水、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对遗存于中国领海以外的其他管辖海域，及公海区域内的起源于中国的文物，中国享有辨认器物物主的权利”。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样的法律界定都是不够准确和完善的。
一方面，它笼统地规定了只要是位于中国领海内的遗产，都应属于中国所有；而对于中国领海外的其他海域、可以确认为起源于中国的文物，却仅仅只规定了辨认的权利，显然不利于我国文物所有权的保护。因为，这仅仅是运用文物的“属地”原则，而没有追究文物的“属物”原则。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就采用双重原则，有利于其追讨文物。
此外，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这两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内海洋文化遗产的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中也没有做出任何的相关规定。
多年来，秘密潜入中国海域甚至近海进行商业性盗捞或在其他海域打捞中国沉船的行为，屡见不鲜。这类商业性盗捞和打捞，不仅造成我国文物流失，更关键的是造成这些文物历史及考古价值的毁灭性破坏。因此，我国急切需要根据国际法，对这一问题的各项规定做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唤醒社会的海权意识，加强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以维护国家权利并尊重他国同样的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 林灿铃
比利时人海曼斯
宝物旁落心不死
 本刊特约撰稿 闻新芳
和职业寻宝人不同，比利时人吕克·海曼斯是一个金融投资家，南海是他的又一个“商业领域”，而印尼人是他的新“合作伙伴”。只不过，他们都没有料到会如此幸运：一艘满载宝藏、填补历史空白的中国古沉船，正在海底等着他们。
全程记录了海曼斯寻宝之旅的一家水下摄影公司，后来这样描述宝藏发现的时刻：“2004年9月，爪哇海60米深的海底，那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刻：14000串珍珠、4000块宝石、400件暗红色的蓝宝石和2200块石榴石，而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爪哇海的惊喜
2003年的一天，一位欧洲客户敲开了吕克·海曼斯的家门，“我想请你参与一个投资项目，最近有印尼人要打捞南海附近的海底沉船。我打算投资500万欧元，由你出面，注册一家公司，和他们共同运作这个项目，所得收益五五分成，怎么样？”
这是海曼斯第一次听到“水下考古”和“南海”。金融投资的直觉告诉他，这肯定是一笔高风险买卖——印尼方面确定寻宝海域、提供详细的沉船情报和海洋资料，当然给他这个“门外汉”省了不少事，找到一两艘沉船不是问题；但五五分红的条件，使得纯利空间不大，如果国际古董市场稍有浮动，可能会血本无归。一切都取决于打捞上来的沉船能有多“贵重”。
考虑清楚后，海曼斯不再犹豫。他专程飞到迪拜，注册公司，高薪聘请潜水员和海洋考古专家。不久，他就带着法国潜水专家丹尼尔·威斯奈凯尔，以及两艘比印尼海军军舰还先进的船只，来到了距离印尼首都雅加达130海里的爪哇海面上。
“我们真是太走运了!”2004年9月，威斯奈凯尔兴冲冲地对海曼斯说：“你看这是什么？渔民给我们送来了撒网时捞到的陶瓷碎片。”
稍作鉴定后，海曼斯和潜水队一行13人赶到了发现碎片的海域。下海勘察刚刚进行到第二天，威斯奈凯尔就瞄到了几块陶瓷碎片，接着，是一个高约30公分的瓶子。威斯奈凯尔小心翼翼地揭开瓶子，看见了一柄金马刀的手柄。“我们找到宝了！”
这是一艘很大的沉船，70米长、15米宽，距离海岸约200公里。海洋考古专家说，商船来自公元10世纪的中国，距今已有千年。这艘中国古船从哪里出航？又要驶向哪里？
它来自五代十国
对海曼斯来说，一望无际的海洋，和风云诡谲的欧洲投资市场没什么区别，他有足够的耐心和细致，在船队坐镇整整19个月，指挥潜水队先后下潜2万次，把将近25万件珍宝逐一打捞上来。
不久，雅加达一间毫不起眼的小仓库里，出现了一幕奇观——地上堆放着成千上万件古色古香的瓷器；精致的香水瓶靠着厚重的陶器；古埃及法密德王朝的七彩玻璃器皿随处可见；瑰丽大方的精雕铜镜里，照出了对面一个铸具的影子，连上面刻着的阿拉伯文字都照得清清楚楚……
25万件文物中，最令人称奇的是那些瓷器：碟子上的饰纹是龙、鹦鹉和其它异鸟；茶壶上的莲花图案清晰可见；青瓷上的釉完好无缺。海曼斯找来的德国陶瓷专家彼得·施瓦茨惊叹道，这的确是中国官窑的瓷器。
最让考古学家们惊叹的是：这艘沉船出自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
在历史上，唐朝的强大，使得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主要贸易途径。直到唐朝衰落，北方战乱，中原商人南迁，海洋才成为中国贸易的新出口。五代十国的货船从中国沿海城市出发，经南海，西进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从此兴盛。
虽然这些船队规模都比400年后的郑和宝船要小得多，但肩负着的却是早期海上贸易的使命。然而，当时正值战乱，历史学家对这时期海上贸易的情况所知甚少，几无记载。
正因如此，巴黎奇迈博物馆专家保罗·德斯卢克对海曼斯说：“知道你捞上了什么吗？公元10世纪的沉船极其罕见，我们对五代十国的认识非常苍白，博物馆里的文物极少，这艘船填补了空白，非常有历史意义。”
印尼人翻脸了
打捞这艘五代十国沉船时，海曼斯已经发现了附近海域的一个“更大的不明物体”。看起来，那是另一处更有价值的宝藏，但海曼斯觉得十分棘手——这处沉宝所处海域“相当敏感”，是印尼与中国相邻的海域。
就在海曼斯打算对新宝藏“跃跃欲试”时，一连串的意外突然出现：印尼警察查封了他在雅加达的藏宝仓库，指控海曼斯的公司“非法捞宝”；印尼海军对寻宝船只进行干预，扬言要把海曼斯的潜水队员全部逮捕。
大感意外的海曼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打捞程序完全是按法律规定进行，没有任何违规，每一件文物都被仔细地记录索引，我们知道它们来自沉船的哪一部份。每周我们都交给当局一张储存了最新搜集到的数据和照片的DVD。”
或许，如媒体所说，面对着估价4000万美元的一仓库宝藏，已经掌握了打捞沉宝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手法的印尼人，若想甩开海曼斯单干，是个不错的打算。更重要的是，中国领海的海防力量不断增强，印尼有人急于抢捞中国沉宝，而这一行动，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海曼斯被踢出局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海曼斯仍惦记着那片水域下的沉宝，不愿放弃抢捞的欲望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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