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会不会干预秦陵的发掘?怎么干预?都是未知数。即便我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人家最后同意了,那会不会也像当年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拯救努比亚遗址国际行动”那样,先后组织22个国家参与进来,从1960年起干预了整整20年呢?如果国际化了,那外国的发掘--我们只讲这一项--是不是和我们现有的考古发掘标准有冲突呢?比如他们要一点一点地挖,一寸一寸地下,速度极慢无比,规矩极多无比,那得挖到猴年马月?当年进行三峡工程的文物抢救工作时也不是没有外国人想投资参加进来,还好我们中国人“多快好省”地自己干了,否则三峡大坝什么时候能蓄水可就难说了。
看来,秦陵也好,乾陵也罢,都还没有到非抢救不可的地步,是否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把所有的地下文物都挖完,还是留给我们未来的子孙,这是感性和理性的较量,是本位与全局的抗衡,是业绩与政绩的对决。秦陵和乾陵等中国皇陵所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不仅仅是游客的攀爬和刻画,盗墓人觊觎宝藏的贼心,以及地震、渗水、风化、霉菌,而是我们文化观念的危机。我们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智能最大化,总是对自己能力的时代局限性缺乏清醒的自省。
由此可见,不挖王陵的理由,不仅仅在于我们有多大的技术保护能力,重要的还在于我们有多少挖掘能力和认知能力,这才是事物的关键或实质。前者是技术,后者则涉及我们的文化成熟度。换句话说,如果技术达到了难道就可以挖了么?如果我们的考古学家没有能力适应人类认识的进程,落后于现在考古学的普遍认知阶段,向古代提不出更多更深入的问题,我们的技术再好,哪怕是世界一流,也还是不挖的好。
话说到这里,我们的共识差不多已经达成:发掘帝王陵墓既要有技术条件,还要有考古研究能力,更要有人类和历史文化的科学发展观。三者都未达标,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把陵墓留给子孙。但不挖又不能一刀切,不能因为考古学强调尽量把文物留给我们的后人去挖,就认为这样的保护便是科学的保护了。留到什么时候呢?如果地下的文物遭遇了自身的和外来的侵蚀,那还是先挖出来给我们研究岂不是更为科学的保护么?所以,一味地强调挖是不对的,但绝对不挖也不见得就是科学的保护。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文物都要留给后人,有些容易腐蚀的应该先挖出来,那些容易保存的应该留给我们的后人。
遥想未来,我们的子孙在感谢我们留给他们的物质遗产时,会更珍爱我们传递给他们的精神遗产,这会让他们更加受用并为之感动。我们真正要核算的成本与代价,实际上可以借用商周青铜器上经常镌刻的那句铭文来体现:“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这也如同当今西方政客或普通百姓提出政治主张、公益建议时常会说的那样:“为了我们的孩子和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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