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庙始建于何时?又是由谁兴建?有啥作用?对于这些,明朝成化版《处州府志》卷第一,有明确的记载:李繁,元和十二年(817)到任。下车之后,首先建置庙学于檡山之巅。又令工改为颜子以下十像,其余六十子及后大儒公羊高、左丘明等数十人,皆图之壁间。选择博士(学官)弟子员,为置讲堂教之。行礼肄习其中,廪(口粮)饩(食物)供亿(盈足),虽小亦备。处之人士始知兴学,实自繁倡之。韩文公为孔子庙记,谓其为政知所先后。信(确实)不诬(欺骗)矣!
李繁,是唐元和后期的处州刺史。他任职处州,并非超擢重用,而是贬谪外放。《旧唐书》卷一三0李泌传的附传有记:
子繁,少聪警,有才名,无义行……士君子无不叹骇,积年委弃。后起为太
李繁的父亲李泌,玄宗朝诏令供奉东宫,肃宗朝参议军国大事,代宗朝召为翰林学士,后任杭州刺史,德宗朝为宰相,封邺县侯。李繁是以庇荫袭封邺侯的,曾官至太
仕随州刺史,改处州刺史。辟基,鼎建孔子庙,重修栝苍城门。文学之士,桓桓武夫,咸有赖之,保障州民。(韦庠《重修李氏家乘序》,唐光启三年三月)尽管是贬谪外任,但李繁在处州任上还是勤政为民的。到任伊始,他捐俸在檡山之巅的古社稷坛旧址上新建夫子庙,还在庙内竖立颜渊、子路等“十哲”塑像,绘孔子的六十位高足和其他大儒数十人图像于壁间。接着,挑选学官与生员,置讲堂而教之,“行礼肄习其中”。置本钱廪米,使他们“继处以守”。庙成之日,亲自率领官吏、学官、弟子等,隆重举行以苹蘩祭奠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因而,地方长老一致赞扬李繁兴学的义举与学子好学的风尚。另外,李繁重修了府城的城墙与城门。贞元六年(790),州城自旧州城(古城)迁至小栝山。经历了近三十年,城门有破损,李繁予以重修,以“保障州民”的安全。
元和十五年(820),韩愈正在袁州(今江西宜春)任刺史,李繁特意邀请博学高才的大文学家韩愈为孔庙作记。韩愈“重其学问”,又念及以前交往“颇为拳拳”,就欣然命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处州孔子庙碑》。其文的开篇有云:自天子至郡邑守长通得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与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谷,勾龙与弃乃其佐享,非其专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坛。勾龙、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然其祀事,皆无孔子之盛。所谓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者,其贤过于尧舜远矣,此其效欤!
韩愈先从儒家道统出发,比较祭勾龙(社神)、弃与祀孔子的盛况,得出孔子“贤过于尧舜远矣”的结论,以证明郡邑建夫子庙的必要。
郡邑皆有孔子庙,或不能修事,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独处州郡刺史邺侯李繁至官,能以为先,既新作孔子庙,又令工改为颜回至子夏十人像……邺侯尚文,于古记无不贯达。故其为政,知所先后,可歌也。
第二段碑文,韩愈指斥时弊:不少地方的孔庙“不能修事”,“名存实亡”;赞扬李繁的盛举是“为政知所先后”,以兴教办学为首务。韩愈向来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培养英才,惟才是举,故认为李繁的做法是符合治郡之道。
已乃作诗曰:惟此庙学,邺侯所作。厥(其)初庳(低)下,神不以宇。先师所处,亦窘寒暑。乃新斯宫,神降其献。耕读有常,不诫用劝。揭揭先哲,有师之尊。群圣严严,大法以存。像图孔(甚)肖,咸(全)在斯堂。以瞻以仪,俾不惑忘。
碑文虽已写成,由于李繁调任他郡,韩愈的《处州孔子庙碑》未及勒石。直到唐文宗太和三年(829),才由新任刺史敬僚立石孔庙,司马任迪书写并篆额。唐碑何时失落?怎么失落?方志无载。现存市博物馆的《处州重刻孔子庙碑》,则是宋嘉定十七年(1224),由书法家陈孔硕重书,王梦龙重立。碑高1.62米,宽0.76米,碑额篆书“处州重刻孔子庙碑”。碑文篆书,分四层。第一、二层各十八行,每行九字。第三层十七行,每行九字。第四层十七行,每行八字。末尾加注明嘉靖(1522———1566)王俸校补款二行,计二十八字。它已入载《金石萃编》、《两浙金石志》、《栝苍金石志》和《中国书法大辞典》,成为书法艺术的传世珍品,现珍藏在市博物馆。
孔庙经过历代多次维修与扩建,才形成后来的规模。到了清道光年间(1821——1850),其宽大的程度与宏伟的气派,是北京、南京、杭州、烟台等地的孔庙都望尘莫及:
琼宇巍峨玉笋头,满城佳丽境中游。翠峦云锁千层锦,墨沼龙蟠五夜秋。断碣余书饶古迹,高文烁斗振时流。千年多少循良吏,钟鼓长歌李邺侯。(张治统《檡山》)
檡麓宫墙一再新,艰难创始缅前人。右文唐代基犹在,特笔韩碑迹久湮。
规制(丹墀、宫墙、坊表之类)忻瞻今日备,增修预订后来因。能知先务争趋事,此地端由风俗淳。(清?陈遇春《檡山重修文庙落成》)每逢孔子诞辰,府城里秀才以上的士子都要到庙参加典礼,顶礼膜拜至圣先师,孔庙真是热闹非凡。但抗战前,孔庙一度被民众教育馆、丽水县政府所占用。抗战时,日机狂轰滥炸,孔庙幸免于难,逃过一劫。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孔庙大部分被人为地拆去,部分地基被修建成机关宿舍。文革后期,大成殿也被拆去,致使宏伟高耸的孔庙荡然无存。如今在檡山,已找不到孔庙的任何遗迹。这是一件我们有愧于古人的憾事。
(繁)任栝有年,因爱治西之九盘形胜秀丽,爰卜居焉,即今所称万象山是也。迨其四世祖舒宣公,复择栝之西溪,以为勿替之址。(徐学道《锦溪李氏重修家乘序》,清乾隆五十年)
李繁处州刺史任满,因藩镇割据加剧,中原板荡;宫廷内部宦官专权,斗争凶险;而他特爱州治西边九盘岭“形胜秀丽”,于是就选择万象山脚居住下来。他的曾孙李舒又从万象山脚迁至西溪,在那里繁衍生息,至今已有四十三代,直属人丁四千三百多人。如今西溪的李姓人丁,均是李繁的后代。
几年后,李繁虽回京任职,由于谏官、御史“章疏相继”,交章弹治,再出为亳州刺史:州境尝有群贼,剽人庐舍,劫取货财,累政擒捕不获。繁潜设机谋,悉知贼之巢,出兵尽加诛斩。(《旧唐书》卷一三0)时议责之自作主张,杀戮太多。监察御史舒元舆素与繁有矛盾,就抓住此事不放,状奏其滥杀,穷致繁罪。帝敕令于京兆府赐死,京城人又颇感其冤枉。李繁下狱后,担心先人功业泯灭,从狱吏处讨来废纸,笔著家传十篇,传于后世。
李繁虽有过劣迹,但更有善政,我们不能因其有劣迹就否定他的善政。他在处州任上的政绩,值得充分肯定,《处州府志》就将他列入“名宦”;韩愈庙碑阐述的文学主张和价值取向,也是可取的,故碑文能“为世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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