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原初作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明朝末年就有人提出来了。
赵南星在《三字经注·序》中说:“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做。”现在似乎依然是个问题。《三字经》的思想根基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习相远。”啊。那么,《三字经》作者为什么要把这几句话作为这本册子的思想根基?这个问题跟作者问题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后一个问题是笔者自己提出来的,在解答这个问题的同时,也想对前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因为依笔者看,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
二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目前主要有四种说法,即王应麟说、区适子说、黎贞说和陈淳说。说黎贞的只有清人邵晋涵,其诗云:“读得贞黎三字训。”据其自注,“三字训”者《三字经》也。说陈淳的,只有今人吴蒙,他标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在他自己写的前言中说“近时人们发现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起首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不过,他说得非常小心翼翼,甚至给人的感觉是他没有明确地说陈淳是《三字经》的作者,而是说《启蒙初诵》“很像是《三字经》的先河。”最初写成于宋末,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有多人进行过局部的修改、增补和完善工作,明朝人黎贞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从原初作者的名单上删除。
具备竞争实力的只有王应麟和区适子两人。支持王说的文献证据有:王相在康熙五年时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小学绀珠》是王应麟的著作,这里的先生就是王应麟;清代道光年间,湖南衡阳学者贺兴思在其所著的《〈三字经〉注解备要》的“版权页”上说:“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在“叙”中则说到了此书的非凡影响:“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珍若球刀。”《辞源》说:“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这话说得很谨慎,而且后面马上列举了支持区说的文献证据:明末诸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十一说:“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明代黄佐《广州人物传》之十和清代恽敬《大云山房杂记》之二也有类似说法。
王是浙江宁波人,区是广东顺德人。《三字经》到底姓王还是姓区,历来存在着分歧。近年来,这两个地方都想把《三字经》申请成属于本地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名利面前,纷争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除了上引文献,两方学者进行了别的一些论证。那些论证表面看起来都有利于自己,但都比较容易被对方驳倒。如,宁波地方文史研究老专家桂心仪提出了3点理由。一,《三字经》非博学多闻的大手笔不能作;二,《三字经》仅为儿童上学的启蒙教材,非热爱儿童教育者不愿撰;其三,《三字经》叙写历史文化原来只到唐宋为止。这几条理由很容易被顺德人反驳。《三字经》既然是启蒙教材,就像是现在的小学课本,里面的知识都是常识,思想也卑之无甚高论,非得要大手笔写不成吗?大手笔当然能编写这样的教材,只要他愿意;从水平上说,小手笔也能胜任这项工作,而且可能更愿意。较之王,区可能算是小手笔,他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呢?第三条更像是在给广东人送弹药,因为区也是宋末人。
对顺德地方学者种种头头是道的说法,宁波的文史工作者也每每做出反驳。清朝咸丰年间的探花、顺德人李文田在其编辑的《三字经句释》中写道:“区适子先生手著、王伯厚(应麟)注解、李文田先生编辑。”宁波人戴松岳反驳道:“元代初期,鄞县与顺德相隔千里,名满天下的王应麟怎么知道千里之外区适子的作品呢?”戴的语气有点借英雄欺人的嫌疑,王应麟固然名满天下,但他就不应该知道千里之外区适子的作品?说不定正是因为他名满天下,区适子慕名将自己的作品寄或托人带给他请他指教呢,毕竟那时浙粤之间驿路还是通的,人员还是有来往的。不过,李文田说王给区作做注解,有点拉虎皮扯大旗的嫌疑。当然,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顺德人李健明说,《三字经》带有明显的广东方言痕迹,用粤语读《三字经》朗朗上口。戴松岳反驳道:“用宁波话来读也是抑扬顿挫啊。”他还举例说:“‘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中的‘雪’和‘辍’用宁波话读来也很押韵。”我想补充一句,读多了,读顺了,用普通话或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三字经》都可以被读得朗朗上口。其实,广东人死死扳住的车头(理由)是:王应麟的文集中未见载有《三字经》;桂心仪针对性地指出,王应麟的《碑记》尾部就有《三字经》句式,这给王应麟说提供了一个佐证。
三
笔者以为,双方学者在论证前都心中早已有倾向,都太急于想证明自己带有乡愿性质的成见甚至陋见,反而露出了破绽。他们提出来的大多数论证都属于旁证,而不是本证。下面我以超然的心态,从对《三字经》文本的分析出发,来解答那个纷纷扰扰的问题。
《三字经》的思想根基“人之初,性本善”,而“性本善”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孟子·告子上》曰“人性之善也,有水之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朱熹在《孟子集注·序说》中引二程的话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在孟子之前,孔子的人性论采取了善恶二分法,即君子“性本善”而小人“性本恶”。《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卫灵公》中充满了这种二分法的论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如果说孟子把人都看成君子,那么荀子把人都看成了小人,提出了似乎只有法家才会强调的“性本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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