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与文化发展中的经济

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高度融合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这种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成为二者各自发展的关键制约条件。

　　一、经济建设中的文化

　　改革深化受文化影响愈来愈突出，至少体现为理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实践文化三个方面。

　　1、理念文化与改革突破。改革的突破需要思想解放、理念突破先行，这已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反复实践所证明。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没有“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提出与认同，增强企业活力，开放资本市场、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以及扩大对外开放的种种改革均不可能发生。同样，没有“南方谈话”，就不可能诞生“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改革的实践依然是放权让利，无法步入制度创新的轨道。尽管股权分置改革仍欠完善，但在“南方谈话”之前也许是天方夜谭。有人说，当前的改革推进主要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似乎通过反复的改革宣传，认识到位了，理念的障碍基本不存在了。其实，这种盲目认识的本身就是改革突破的直接障碍。可以认为，现阶段一系列深层次改革之所以难以展开，前提依然是理念桎梏，诸如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界定、农村土地产权归属、国有企业存在的领域、生产要素的价值贡献、政府职能的划分等等无一例外。

　　2、制度文化与改革深化。深化改革的重点就在于真正建立并能予以实施的一系列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然而，无论是制度的建立，还是制度的实施均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例，之所以自1993年提出，历经15年艰苦探索，至今依然不能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深层的文化障碍。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土生土长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欧美。1600年荷兰建立的东印度公司是其最早的组织形态。出资人在外，依靠职业经理人代理经营所依托的文化只能是法治文化、公开透明文化以及诚信文化等。恰恰是这种制度文化在我国确立十分艰难。中华文化固然有诸多优秀、值得传承和发扬光大之处，但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看，存在两大明显的文化障碍：一是熟人、亲朋、血缘文化；二是封建等级文化。

　　3、实践文化与改革推进。改革的推进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上，而实践中的群体往往受文化的影响又制约着实践的展开。因此，塑造实践文化对于推进改革同样至关重要。实践文化可分为实践的价值文化和实践的操作文化两部分。

　　从实践的价值文化看，在我国基本上不存在缺失问题，相反，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第一、依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依赖于实践。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以实践为先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长期以来强调调查研究重要性的名言。第四、从中央到地方在不同时期均提倡以实践为主题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然而，就实践的操作文化而言，显得十分薄弱。重价值判断，轻操作设计实际上是国人文化中长期未能根除的顽症。早在上世纪初，一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就有针对过于抽象的文化现象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其用意在于提倡避虚务实，关键在于解决问题。目前普遍这样的现象：为了推动某一领域工作，上下结合起草文件，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反复推敲并在文字上字字斟酌，最后，会开了、文发了意味着大功告成，实际操作设计、安排无人过问，不存在追究责任的对象，工作的最终结果：文山会海。有一种观点认为，操作主要是基层的事。上级着重是把握方向、提要求，中层管传达和部署，基层负责具体落实。其实不然，每一层次都有操作的职责和任务，区别仅在于操作要求的差异。上级既然提出工作的目标、任务和重点，就必须作相应的操作体系设计，如目标分解、明确任务承担的责任组织和责任人并及时进行监督，否则，必然是纸上谈兵、上下敷衍、口号文化。时下流行的“细节决定成败”的说法，不是提倡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而是强调操作具有战略意义。

　　二、文化建设中的经济

　　虽然文化的影响力渗透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但文化形态的存在和发展依然离不开经济发展之根。时下流行着《国学》《论语》热，似乎回归孔子就能完成当代中国的文化重建。其实，历史的演进不仅使你“回不去”，而且假设可以“回去”，也无法总体解答目前的文化缺失问题。

　　“回不去”的根源就在于“儒文化”植根于古代的农耕经济。“儒文化”的核心理念为“仁”，意义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追求“仁”的境界)实质在于治国复“礼”。从学术体系的哲学根基和政治伦理的基本功能看，主要涉及三论，即天论、孝论、人论，其中无一例外地展示或体现着当时的农耕文明。

　　天论的精髓是天人合一。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礼记·中庸》阐述的就是合一、转化的过程。既然人性为天赋，遵循人的本性就是顺从天意，若意识不到自身的本性就必须进行教化。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意思就是说若要认识天，首先要认识自己，因为人之性与天相印，一旦了解了自身就自然把握了天的秘密。这种视天唯大，视天为万物之源，视天性生人性的天人合一观恰恰是受制于天的农耕生产方式的哲学反映。处于早期的农耕经济时代，由于生产手段和科技的落后，一方面人们无法从天文学角度进行对天解谜，另一方面在自然灾害面前显得十分脆弱，收成的好坏基本上靠天，因而导致天人合一、天性通人性的苍天膜拜论。

　　孝论是“儒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其中不乏古为今用的内容(如社会和谐、市场诚信均可从中取其精华)，然而，从体系结构看，同样构筑于农耕经济。在“儒文化”中，孝论可分为小孝与大孝，小孝即家孝，大孝为国孝，国孝基于家孝，二者融为一体。很显然，对孝文化稍作考察，就会发现缺乏社会保障、凭借苦力支撑的农耕经济是其赖以存在的根基。农耕经济的成果对于百姓来说至多是温饱型的，难有剩余尤其无法形成积蓄养老型的社会剩余。父辈具有体力时仅靠拽耙扶犁养家育小，这时体力是唯一的资本，一旦人老体衰，其生命存在全靠子孙劳作赡养，若没有家孝，社会几乎无法延续。因此，供养父母，早温省，晚恭安，病侍药，死守墓，即使你想外出闯荡江湖，云游四海，也无法离开家乡和土地。

　　“儒文化”中的“人论”内容极为丰富，既具有科学性乃至世代传颂和继承、发扬的部分，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尤其脱离不了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前面已经谈及，“儒文化”中的核心理念是“仁”，这也构成了儒学人论中的奠基思想。然而，从现代人的视野客观地判断，“仁”是文明冲突的混合体。从“仁”中可引出具有对抗性的两极文化，即爱与非爱。爱是孔子阐述“仁”的精髓和宗旨。《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从爱延伸出来如何为爱，怎样去爱等等做人和处事的方法至今仍具有传承价值。可见，真理是不受时间制约的。然而，“仁”的另一极思想为“礼”。《论语》记载：“颜回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礼”为何物？就是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甚至包含着奴隶社会的部分制度)和一整套封建礼仪。其中内含着种种非人、非爱的规范和秩序。如女人无读书参政的权力，必须裹脚，婚姻只能由父母包办，父母在不远游等等。这些与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观念和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来愈走向反面。上世纪20年代之所以出现“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实质上是走向落后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体现，因为当时的“仁”“礼”思想与需要推翻的封建制度不可分割。因此，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我们只能对特定时代的“仁”进行剥离，取其精华，剔其糟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为今用，而不是简单的复归。

　　作为结论性的概括，我以为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特别是经济基础的制约，实施文化整合战略，才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选择。众所周知，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文化无边界，文化作用一切领域，这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走势。然而，我国目前要做到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构筑基础厚实、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生态，既不是靠单一传统文化的复归，也不能偏重于外来文化的引进，甚至单打一的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效果也极为有限，唯一出路就是科学、理性的文化整合。

　　文化整合的前提是恰当的文化定位，并在交融中相互渗透，发挥各自的功能，同时使主流文化产生引领作用。这里至少涉及三大文化的整合：体现我国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政党政治文化；影响大众日常行为的生活文化、道德文化；来自开放世界、具有展示人类文明进步的超民族、超国家文化。笔者以为符合我国国情的整合要求是：第一、坚持主流文化的引领，但必须改造其实现形式。第二、发扬传统文化的优势，使中华道德文化恢复生命力，成为普适性文化。第三、吸纳世界文明，使其同时影响执政文化与道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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