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学者李泽厚：能不能让中国哲学“走出语言”？(1)

“说话”毕竟是第二位的 
　　文汇报：在上一本对话《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有你不少新的见解；这一次，也希望能多谈一点你对哲学的最新思考。
　　李泽厚：上次你问我答，讲了我思想几个阶段之类的好些问题，其实几十年来一直萦绕着我的，是如何“走出语言”的问题。
　　所谓“走出语言”，是指走出当今语言哲学的牢笼。20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卡尔纳普反对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语义分析，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弄成语言用法的纠误，说“语言是我们的界限”。分析哲学成为英美哲学主流几十年。欧陆亦然，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保罗·利科说“人即语言”，美国的理查德·罗蒂说“没有语言之后的实在”，等等等等。上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ui sti c Turn)统领了一切，气势极盛，把杜威、怀特海这样一些颇有见地的大哲学家也挤到了边缘。学术界几乎公认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现代高科技的数字语言也似乎充分证实和推动了这一点。西方哲学这一潮流也席卷了许多学科，影响遍及全球。 
　　但是，我读中国传统典籍，却非常惊异地发现，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采取了非常审慎、严格、怀疑甚至告诫的态度。《论语》中充满了“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听其言而观其行”、“刚毅木讷近仁”以及“天何言哉”等等。《老子》则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禅宗更是“不立文字”，读无字书。
　　这可能涉及到一个根本问题。我本不大相信语言是人的家园或人的根本。这使我想到，凭借中国传统，也许能突破当今哲学的某些界限和窘境。
　　首先，对语言的不同态度和差异是如何来的？我在《论语今读》中把它归结为“太初有言”与“天行健”(即“太初有为”)。前者是《圣经》、希腊哲学的Logos，后者是中国的《周易》和巫史传统。这就是逻辑－理性－语言－“两个世界”，与行动(“天行健”)－生命－情理－“一个世界”的区别。我希望这个中国思想(不说“哲学”二字也罢)在未来的生理学－心理学亦即脑科学高度发达的帮助下，来个现代化的转换性创造，使当今人们能从对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以及福柯、德里达等的迷恋中脱身出来，吸取杜威、怀特海、皮亚杰等人的一些建设性构思，创造21世纪的新哲学——这也就是盼望它引领哲学，走出语言的画地为牢，从而“登场”世界。
　　当然，问题在于，能走出语言吗？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我所强调的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也脱离不开语言，特别今天有许多高科技领域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语言。而且，用以“走出”语言的也还是语言，所以，所谓“走出语言”不是让人不用语言，用心灵感应、神秘交往、私人语言之类，而是让人不要被语言的牢笼所框住。哲学当然用语言。哲学追求根本，但这根本就是语言吗？我怀疑。我以为有比语言更根本的东西。尽管我也认为，人禽之分可能开始于婴孩牙牙学语的时候，语言的确大于个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但这正因为语言中的语义主要是把人类群体的经验一代代历史地传下去。什么经验？首先是生存的经验。生存的经验大于语言。维特根斯坦就说语言只在应用中才有意义，什么是这“应用”？是生活方式。
　　所以，这就回归到我认为比语言更根本的“生”——生命、生活、生存了。中国传统自上古始，强调的便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个“生”或“生生”究竟是什么呢？这个“生”，首先不是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等人讲的“道德自觉”、“精神生命”，不是精神、灵魂、思想、意识和语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的动物性的生理肉体和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其实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人(我)活着”。人如何能“活着”，主要不是靠讲话(言语－语言)而是靠食物。如何弄到食物也不是靠说话而是靠“干活”，即使用－制造工具的活动。说话只是人活着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干活”却是必要兼充分。当然说话(语言)在“干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干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社会分工发展后，某些人说话就是干活，可无论如何这毕竟是第二位的，即使高科技的语言可等同于或本身即是工具实践，它还是为“人活着”服务的，“生生”仍然居首要位置。郭店竹简说“天生百物人为贵”，可见人的生存、生活、生命又是诸生命中之首位。这是“人类中心说”吗？不是。这是从人出发，以人为本，而不是从上帝、理性或语言出发。这也就是当年(上世纪60年代)我为什么要从人类起源来探究这个“走出语言”的可能出口。
　　这是否真是出口呢？或者，要不要“出口”呢？请大家批评讨论。我只是提出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个重要问题。
　　“回到康德”是什么意思
　　文汇报：刚才这番话说得很有气派，看来这个想法，已经琢磨好多年了。但你最早的哲学论著是《批判哲学的批判》，论康德的，你继承了康德的不少概念和思想，也一再提出要“回到康德”，你所使用的，应该还是西方哲学的语言。
　　李泽厚：关于“西方哲学语言”后面再讲，先说我为什么从中国传统一下子转到康德。这是由于，中国传统是心理主义、审美主义(见拙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华夏美学》等)，而康德是我所谓的“先验心理学”，所以很自然便联结在一起了。这一点我书里已讲了不少。但我在好些书里讲“回到康德”，里面包容了一些并不相同的意思，有不同的内容和含义。既然你提到了，趁此机会，我概括澄清一下——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以下简称《批判》)讲的“回到康德”，是从黑格尔的总体、理性、必然，回到个体、感性、偶然，同时也由社会回到心理。
　　2008年出版的《批判》第六版的“回到康德”是针对当前，加上了一层意思：从后现代和新左派强调的特殊性和现实性，回到康德的普遍性和理想性，也就是强调了康德讲的普世价值。
　　2006年出版的《李泽厚近年答问录》中，则强调康德的“辩证篇”，强调区分先验与超验，指出超经验地运用范导理念造成先验幻相，与此紧相联系的便是由列宁回到伯恩斯坦。
　　在美学上，就是“回到康德，恢复美感”，反对后现代艺术用概念取代审美。后现代精英艺术是极度发展的金融资本社会和西方强势话语权力支配下的宠物。它故意要与舒适的、享乐的、纯感性快慰的日常审美相对立，以丑陋的刺激指向概念，成为美学中“四集团要素”的某种变态。现在要反对变态，恢复常态。
　　我们去年和今年再谈“回到康德”，是重复突出研究心理和人性。这“心理”“人性”不是休谟式的经验心理学(经验的科学描述和研究)，而是“先验心理学”，是从哲学上说的心理的结构和形式。它落实到经验证实是未来脑科学的课题。其实19世纪的好些大家如朗格、策勒、泡尔生以及狄尔泰都认为康德哲学的基础是心理学，但一般都是指经验心理学，没强调这是对心理的一种先验假定，是先验心理学或哲学心理学，并非经验的心理科学。
　　可见，“回到康德”并非真正回到康德的先验哲学，而是恰恰相反，把康德翻过身来，即以马克思(工具本体)来做康德(心理本体)的物质基础，而这基础，又是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亦即中国传统的“天行健”、“太初有为”为核心的。这和上面说的由逻辑－理性－语言为核心的西方哲学，就有很大区别。所以我通俗地说中国哲学突出了“生活大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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