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自是作家本分。苏雪林除却文学,因了政见不同,有悖于众,独角戏从大陆唱到台湾。幸好,读者不会因言废文,大师已远去,也无机会因人废言。读者只有拨开历史睫毛,拨云见日,才有机会获得高明的文学鉴赏力,高则高瞻远瞩,明则世事洞明。胡适说,凡论一人总有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这对苏雪林和胡适文坛骂战之间也是最好的评判。
作为读者,了解作家的作品就足够。大师文章中说无论恋爱和精神,都应该有一种贞操,而精神贞操之重要,要在肉体之上。这既是大师的人格写照,也是她基本的写作立场,如同柏杨晚年的绝笔词,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主唱赞歌。苏雪林活了103岁,53部著作,约2000万字,读书写字,力求独立,不标榜时政,也不故作清高,做到读书人的本分,就足以慰情。金岳霖说儒是入世,道是出世,释是修世,而苏雪林是素心远世。所谓素心,思想纯净,心素如简,真名士自风流。所谓远世,与世界保持距离,但也不是完全的死寂,必要时拿出警世的勇气来,又从不与世俗有太多纠葛。
民国时期,不谈政治的作家还真不多,苏雪林却是力不谈政治的,或以为政治的事情有专门的人来谈,作家只能在故纸堆或人世间来讨生活。她文集《棘心》取自《诗经》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她在自序中提到我以我的血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亲爱的母亲。她的素心剖白,既相信科学也皈依宗教,接受爱情也遵从父母之命,其小说清澈耿介,一如其人,是人生的一个水中倒影。我感觉,苏雪林最出色的文论是《林琴南先生》。
言及林纾(琴南)这个旧式文人,苏雪林和彼时的观点并不雷同。的确,林纾在“五四”运动时期做了不少堂吉诃德的事情,因而失去了年轻人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书画也很著名。林纾是1917年后新文化运动一直批评的对象,讽刺他腐朽复古。林纾也的确在1919年2月14日上海的《申报》上发文说白话文不严肃,颇有遗老之嫌。其实,林纾早年绝不独抱传统,他早年经朋友之口翻译小仲马《茶花女遗事》,翻译著作上百部,连鲁迅也爱不释手,更重要的是他也曾经出版了一部白话文诗集。文化中庸则平,但是若门派林立,还可以划分一二三等,则难免有历史成见,林纾“五四”以后一直作为反面教材,苏雪林却认为,林纾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有品有性。大师无疑是有悲天悯人情怀的,无论是任何时代,趋势容易,难得的是人人口诛笔伐之际,保留冷眼旁观或发出异响的态度。
苏雪林说得理性而准确,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历了四五千年的时间,也自有它的精深宏大、陈博绝丽之处。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教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的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是不能抹杀的。
在思想最激荡的时代,她留过洋,也饱尝新思想的浸润,尝试践行白话文小说,斑斑皆在,最难能可贵的是特立独行,敢作敢为,视角敏锐,骨子里不服输令人刮目相看。不为别人的不屑或欣赏而曲抑改变。除了创作和文论上的素心,苏雪林为人也是一片坦诚。譬如国难当头,举家捐黄金50两,支持抗战,还和人道主义作家丰子恺一样身心以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撰写了《乐山惨炸身历记》、《敌军暴行的故事》。还有她在吴稚晖带领留学生的开往法国的轮船上,帮助因涉足欢场被其他留学生嘲笑的著名女画家潘玉良,那时候的潘玉良还是无名小卒。
归总观之,苏雪林的灵魂甚于才情,人性甚于艺术,最重要的是作家素心的人格魅力超越了时空。一颗赤子之心随万物律动,可触可感。只有和真善美拥抱的人才不饰不惮,心赤愈白,生涯充满高度修炼后的充实与美感,这才是文心、素心、平常心。(宵樱)
此梅不作去年花
我最早认识石评梅,是在楼肇明主编的《世界散文诗宝典》中读到她的《墓畔哀歌》,当时正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我,不禁为她灼热却又苦冷的文风所吸引,从此记住了这个想象中应是如黛玉扮演者陈晓旭般柔情而脆弱的女子。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诗、书、乐皆通,尤以诗歌见长,但这位才女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是她与革命家高君宇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这个爱情故事中两位主角的英年早逝。高君宇“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骨干,在李大钊指导下,曾与邓中夏等人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于1925年病逝,年仅29岁。石评梅更为短暂的一生,与高君宇密不可分,她的革命思想曾深受高君宇的影响,她的人生轨道也因高君宇而改变。
北京的陶然亭记录了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浪漫过程,也见证了两人相爱却不能共宿的悲剧结局。高君宇深受家庭包办婚姻之困,所以当他向石评梅表白的时候,是结过婚的,石评梅因之而断然拒绝,这其中,当然也有初恋失败所带来的恐惧。直到高君宇病逝,石评梅痛失爱人方追悔莫及,在高君宇的追悼会上写下“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挽联,又在其墓的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顾这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会忍不住说:“石评梅在高君宇病逝三年后,因思念过度,悲伤成疾,终也追随他而去,年仅26岁。遵照石评梅的生前遗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人们将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这个结局既残忍又完美,事实却并不完全是这样。石评梅死于突发脑膜炎。这个病因,当然也可以归结为悲伤过度,免疫力下降。我的意思,是认为石评梅如此短暂的一生,并非依高君宇而在,或不在。哪怕她令我感动至深的《墓畔哀歌》,也是在对高君宇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之中写下的,我却更愿爱她的才,爱她的柔弱却也刚强,爱她那一句:“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爱梅,惜梅。她的原名石汝璧,后改名“评梅”便是因此而来。我想,她必是喜欢陆游的咏梅诗作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因此她的性格也如梅花般高傲、孤独,而清冷。翻看她的照片,浓如重墨的隶书一字眉,一双小小的眼睛在圆框眼镜下显得更加细致,丝毫不显生气。这是柔弱的石评梅,是多愁善感的石评梅。但是,不能忘却,梅花也是“凌寒独自开”的,是坚韧的。
石评梅在北京师大附中任职期间曾作过自我批判,她说:“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因此,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她在高宇君病逝后也曾痛定思痛,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她先后与好友陆晶清等人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和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积极向鲁迅等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稿,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命运和革命形势,发文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在“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运动中奔走,发出自己柔弱却又强硬的声音。她说:“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陆晶清,作家,评梅友人)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
这个时候的石评梅已经形成了自己坚定的生命价值观,她天生的多愁善感与后来的积极进步思想交融在一起,使她的写作和人生达到了一个顶峰。创作领域从诗歌、散文扩展到小说,于1927年发表了小说代表作《匹马嘶风暴》。她的人生思考也从原来的充满了苦闷、彷徨情绪转向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可惜天妒英才,石评梅的一生在本应最灿烂的时候却戛然而止了。
泰戈尔曾说过:“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梅花的一生却属于冬天。李商隐《忆梅》诗曰:“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石评梅不作去年花。
(陈康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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