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昧一旦受启,情感的洪流必定如闸门大开滚滚而下,这就有了庐隐、冯沅君的创作。庐隐的小说以情感宣泄打动众多读者,一时与冰心齐名,虽然有失节制,流于滥情。冯沅君作品不多,但它们那股勇猛反抗封建礼教的情感烈焰,很是鼓舞了正在争取婚恋自由自主的男女青年,《隔绝》和《旅行》传诵一时。这类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在读者中情感的强烈共鸣正是其魅力所在。
三十年代文坛,
女性创作分化
然而宣泄或呐喊终究难以持久,何况又逢五四运动的落潮,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激越情感也随之渐渐平伏,代之而起的是她们作品的沉思。备受鲁迅赞誉的凌叔华名篇《绣枕》,即以温婉的嘲讽,描述了旧式小姐,不能取积极姿态力争婚姻幸福,竟寄望于精巧的女红,在酷暑天大汗淋漓、一针一线刺绣一对靠枕,以期男方青睐。这位小姐落伍于时代,仍然因循父母之命的老路,见出凌叔华对她的同情和批评。另一女作家袁昌英,创作的剧本《孔雀东南飞》,一反常理,把代表封建势力的焦仲卿母亲,写成同样令人同情的女性,她逼走儿媳,心理机制缘自两个女人对一个男性的争夺。作为寡居的孀妇,儿子成了她唯一依恋,失去爱子的恐惧,致使她借用传统礼教的武器自卫,作者的人性关怀反映了老套故事里新精神的观照。
之后的三十年代文坛,女性创作分化,呈现了多姿多态的风采。一群作家沐浴“五四”余晖,或继续在婚恋矛盾中缠绵低回如沉樱,或回避矛盾画饼充饥如苏雪林,丁玲则塑造了莎菲女士形象,表达五四精神的最后一声呐喊。罗淑、萧红的创作视线由女性自身的哀怨转向了她人的苦难现实,前者的《生人妻》,后者的《手》,均反响强烈。左翼作家们比注目现实苦难尤进一步,欲借文学改变现实,加入普罗文学行列。草明小说反映粤地丝厂女工的非人生活,葛琴的特色在苏南窑场窑工的艰辛。还有关露的诗,杨刚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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