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化开放进取,略类唐型;欧洲文化内向保守,则近宋型。早先西班牙殖民者追逐贵金属,聚居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东缘——足迹罕至北美腹地,因而才给后来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留下地盘。内战前美国南部与拉美在经济形态上连为一体,皆以奴隶制种植园为特征——前者乃联系市场之资本主义农场,后者则往往带有封建庄园色彩。就政治而言,美南诸州象罗马共和国,拉美则俨然罗马帝国之衰世——直到不久前还是军人专政.政变不断。南北战争之后,美南迅速盎格鲁萨克逊化;近几十年随中南美移民之涌入,拉丁文化又逐渐回潮。
《旧约》注重契约,是部资本主义经典;《古兰经》倡言社会正义,是部社会主义经典。上帝退隐,基督徒才得以发挥商业长才;安拉在位,穆斯林还象中古基督徒。很多原始民族在心理上需要父母照顾, 因而选择归依伊斯兰教——唯其如此,他们始终无法长大自立,照顾自家利益。在辛巴达航海的时代,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都会随处可见长袖善舞的波斯胡,彼辈略类近世上海滩上的西方冒险家。信仰既深则经商天赋退化矣。现在只听说黎巴嫩人会做生意,不知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每个社会中人皆具部落民与家庭成员双重身份——当文化年轻时前者重于后者,至其老年则后者重于前者。鲁迅小说描绘了一个毫无公德心与国家观念的病态社会,此乃衰老期之常态 。其时若遇外敌入寇,汪精卫、殷汝耕之流多如过江之鲫。近几十年因革命之洗礼,国人部落意识大为增强,政权传承亦由传子改为传贤。禅让而非民选,头羊领导羊群
俄国人性格粗豪,航天军工发达;日本人感情细腻,精密电子见长。二者皆属偏至性。美国人较为中和,所以样样都很在行。日本人在建造大和、武藏舰时也有粗豪的一面 ,后因二战之挫折性情大变,好像换了个人。战国时代的田齐也是如此。齐本“东帝”,穷兵黩武几至亡国——在田单复国后变得内向闭锁,淡出了互争雄长的国际角逐 。当今安理会的五个核大国都是独当一面的角色,领袖欲强,永远不会将国家安全寄望于他人之善意。日本则不然,低调到略无自己个性。列国结伴而行,放弃核武器者必定跟在后面 ,而不会抢到前头。经济竞争也是如此。原来日本一路追赶美国,到了齐头并进时就不知如何领导潮流,故而又落到了后面。农人积谷备荒,牧人则逐水草而居——筷子刀叉之别就注定了日本之高储蓄率与美国之零储蓄率 。美元就像当日之美洲白银,流至东亚便储存起来。明治维新时日本尚是少年,大清已然老迈年高; 现在相反,中国在革命后焕发了青春,日本则步入老年,官僚保守有如满大人 。这是身体发育的小周期,一朝一代即有一次轮回; 还有一个精神成长的大周期,几千年一轮回——日本正当少儿,中国已至垂暮。所以无论我们的片商如何争气,也无法在动画制作上与东瀛一较高低。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生活于概念世界,政治家和企业家则生活于现实世界,其佼佼者必有几分原始本能。政治家建立秩序,将人与人争的自然状态压制于雷锋塔下——当此之际 ,作为次级丛林的市场开始取代作为原始丛林的战场成为人类的竞逐之所。由元而角,由角而分,市场上的搏浪者以货币为媒介精确计算利害关系。他们有时单打独斗,有时结伙相争——后者往往以企业为单位 。企业因法权之确立人格化,因而也和生意人一样贪婪不讲道义,永远都在追逐着利润。利润是其赖以为生的食物,得之则生,不得则死。企业或由创意寻到全新的利润空间 ,或尾随别人之后与之挤占,无利可得又债务缠身的则申请破产,象债奴一样失去了自由。部门经理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企业主管则像头脑一样齐一官感。总揽全局——决策管理无不濡染其人格特质 。美国企业所以独步天下,一个原因就是高薪聘请主管,突出其个人作用。我们的国企只是官僚机器,背后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以在不触动产权的情况下封建诸侯——只要按时交纳足额贡赋,受封人可以终身保有企业控制权并享受其收益——贡赋额依分封前企业营收而定。不论人事薪酬还是决策管理都由一个人说了算。中国的问题是只有一个主人翁,精力有限。应有一大批主人翁——国家只要监督这些人,他会替你监督下面的人。其人做不了英明神武的曹孟德,也会做求贤若渴的刘玄德。招聘举荐都可,野心勃勃而又脚踏实地者为上选。事业单位也可分封,于国家有突出贡献者论功行赏,如此必可激励社会人心。顾亭林提倡寓封建于郡县,甚有见地。
宪法阐明一个文化最高的政治准则,并以之为衡规范政府组织以及法津体系。《春秋》、《周礼》、《吕氏春秋》皆可看作类似宪法之王纲。当秦人行将一统天下之际,口不韦曾尝试由“制宪”羁縻这支新兴民族,最终功亏一篑。自汉始有“宪政”,麟经为根本大法。“《春秋 》决事”即因子法不得与母法相违。真正的宪法铭刻在一个民族的内心深处,文本不过其借以现身的外衣。当今中国宪法与我们的文化传统多有抵触,只是印刷的文本而已,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春秋 》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句话没有写进宪法,但我们一直将其当作宪法遵守。近代西洋宪法则源于日耳曼传统,因与基督教相合获得了神圣感。英国社会乃征服氏族与土著居民组成的二元社会,是故 《大宪章》重在调整上层贵族与国王之关系。国王代表罗马传统,议会则代表日耳曼传统,双方长期相持不下——后者最终借清教革命占了上风。与之不同,美国一开始就是一元社会,部落传统在与古代蛮族生活环境相似的蛮荒之地恢复了自我意识——宪政体制中的总统 、参议院、众议院可与酋长、贵族会议、人民大会一一对应。华盛顿不以凯撒为偶像,隔着大西洋,他的心灵终于超脱了罗马文化之磁吸。
思想上的诸子时代与政治上的战国时代相应,思想上的经学时代则与政治上的大一统时代相应。西洋文明之困境就在于哲学突破没有孕育可与《圣经》媲美之经典——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西哲之论著是子书而非经书,勉强当他“经典作家”也只能各领风骚几十年。真正的经典经得起历史长河之淘洗,永远颠扑不破。诸子时代学尚论辩,经学时代学尚诠释。
文化昌盛之时,名言就象海边礁石为意蕴所淹;至其衰落之际,则随思潮之消退水落石出。语言学转向实为不祥之兆,后面往往隐伏黑暗时代。东西方都曾经历黑暗时代——欧洲因希腊古典文化而苏醒,中国因印度大乘佛学而苏醒。一思惟就不致昏昏欲睡。当此之际,没有比论学更重要的了。东西方文化在很多领域正相反对,一居阴极,一居阳极,冥冥中维系着世界之平衡。当今人类面临的危机皆因文化失衡所致。西洋文明霸占了整个太极,只有重振东方文明才能使之自我意识,逐渐返本归位——这是我们东方人的责任。(作者:陈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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