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关于《保训》的书写笔法
姜广辉先生《〈保训〉“十疑”》一文还提到《保训》的书写笔法问题,这很重要,也很有意义。姜先生指出《逸周书·小开解》关于文王在世的纪年书写形式没有“惟王……”字样,这是对的。但我们也要看到,《逸周书》关于文王在世的其他篇章中是存在“惟王……”字样的。如《大匡》(十一)开篇云:“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及《大开》篇首云:“维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这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此不赘。另外,姜先生还提到“亲耕”问题,认为此时舜不过是一介普通农夫,耕田种地是本分事,“亲”在这里是赘语。还认为在古代,只有君王行藉田礼才强调“亲耕”。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舜并非为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庶人。关于舜的身份,金景芳先生早有明证(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其二,“亲耕”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藉田”。从《保训》篇的上下文来看,舜确实曾在历丘进行过劳作。这不仅与《管子》、《墨子》、《孟子》等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印证,也可以得到郭店简《穷达以时》篇、上博简《容成氏》篇等出土文献的证明。即是说,“亲耕”与西周及春秋时期的“藉田”之礼不是同一个事情。但不可否认,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那就是舜的身份。舜作为原始公社时期氏族部落首长,如何参与耕种等劳作活动已不可详考。但我们注意到,杨宽先生在探讨“藉”礼起源时,曾对海南岛黎族在1950年前部分地区保存的“合亩”制进行过研究(见杨宽《“藉”礼新探》,《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在“合亩”制中,每个“合亩”都有“亩头”,黎语称“俄布笼”,是“家族长”的意思。这些“亩头”由掌握丰富生产经验、传统知识及熟悉各种生产相关宗教仪式的长辈担任。“亩头”并没有脱离劳动,而是和亩众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在耕田仪式上还要带头做出象征性的挖土动作。所以,“亩头”还有“头耕”之称。从这个意义上说,舜的“亲耕”与后世的“藉田”应该存在着渊源上的关系。《保训》篇既为传世抄本,在记录舜劳作事时,以后礼按之先事,遂用“亲”字,而非为赘语。
八 关于周文王临终场景
在“十疑”一文中,姜先生对周文王临终的场景也表示了怀疑。总结起来,姜先生的疑问大致有三:一、《保训》为何只提姬发;二、文王为何至临终作训;三、后人何以知道“宝训”内容。首先,就第一个疑问而言。姬发作为未来周国君的继承者,接受其父文王的遗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就《保训》篇的训诫内容来看,它只是针对嗣君而发。这一点除了体现在君王治国遵行“中”道外,文王所例举的舜、微都是以帝位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与姬发嗣君身份是相一致的。第二点,文王为何临终作训。临终作训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把目光局限于出土的《保训》篇上,而认为它难以承载遗训这样的重要历史事件。事实上,在《逸周书》中文王谋启后嗣的遗训很多。三《训》姑且不说,《大开》、《小开》、《文儆》及《文传》均记载了文王在不同时间训诫太子发的言辞,而且内容各有侧重。至于后人何以知道“宝训”内容,这应与先秦时期的史官文化有关。时贤于此多有研究,不赘。
九 关于《保训》文句
姜先生文章提到《保训》篇的文句与现存古代文献有许多雷同之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我们关于《保训》篇战国抄本的认定。进一步说,在姜先生列举出的雷同文句出处之外,我们也发现《保训》与《逸周书》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保训》篇中的“训”、“受之”、“小人”、“不违”、“上下”、“远迩”、“大命”、“子孙”等词汇,既见于《尚书》又见于《逸周书》。这显然可以证明《保训》篇是属于“书”类体裁的作品。那么与《尚书》相比,《保训》篇中一些独见于《逸周书》的词汇,更是预示着《保训》篇与《逸周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如《保训》篇中“不瘳”仅见《逸周书》的《祭公》篇,“咸顺”仅见《逸周书》的《大匡》(三十八)篇,“用受”仅见《逸周书》的《尝麦》篇,“无害”仅两见《逸周书》中《小开》篇以及《周祝》篇。特别是,时代性较强“测阴阳”更是不见于《尚书》。其中,“测”于《逸周书》两见,“阴阳”在《逸周书》则反复四见。在词汇之外,《保训》篇一些文句的使用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如赵平安先生介绍《保训》篇“末了告诫说:‘不足,惟宿不羕。’”据赵先生所言,“不足”前还应该有一个“曰”字。在同为文王训诫后嗣体裁的《大开》及《小开》篇中,也出现“维宿不悉日不足”句。“羕”通“祥”,已为赵平安先生所证。又《说文·采部》云:“悉,详尽也。”是“悉”与“详”义同。按,《诗经》、《淮南子》等文献中“日不足”习见(“日不足”蒙复旦大学子居先生相告)。可推知,《保训》“不足”前应是个“日”字。是此句不仅与《保训》“不足,惟宿不羕”文辞、意义相同,在文中的位置、功用也相一致。在同样主题、同样人物的对话中,出现同样的语句,这显然不是巧合。
十 关于《保训》与《逸周书》
通过上面论述,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保训》与《逸周书》的密切关系。那么《保训》是否为《逸周书》的篇章呢?目前看,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的。笔者曾综合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后,发现《逸周书》在春秋时期以“志”、“书”的初始形态存在,与《尚书》没有区别。从时间和性质上讲,《逸周书》与《尚书》同属于上古“书”的范畴。进入战国时期,“《周书》”之名逐渐专属于《逸周书》。而且,伴随着具体篇名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逸周书》已独立结集,并与《尚书》别异。关于《逸周书》的编撰年限,大体可确定于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299年之间。李先生文章曾指出,包括《保训》篇在内的清华简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这个时间,正处于《逸周书》编撰成书的时间段内。但限于《逸周书》亡佚篇章较多,后世传抄又多讹误和删减,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无法证实。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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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先生《〈保训〉“十疑”》一文还提到《保训》的书写笔法问题,这很重要,也很有意义。姜先生指出《逸周书·小开解》关于文王在世的纪年书写形式没有“惟王……”字样,这是对的。但我们也要看到,《逸周书》关于文王在世的其他篇章中是存在“惟王……”字样的。如《大匡》(十一)开篇云:“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及《大开》篇首云:“维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这在上文已经有所提及,此不赘。另外,姜先生还提到“亲耕”问题,认为此时舜不过是一介普通农夫,耕田种地是本分事,“亲”在这里是赘语。还认为在古代,只有君王行藉田礼才强调“亲耕”。我们认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其一,舜并非为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庶人。关于舜的身份,金景芳先生早有明证(见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其二,“亲耕”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藉田”。从《保训》篇的上下文来看,舜确实曾在历丘进行过劳作。这不仅与《管子》、《墨子》、《孟子》等传世文献的记载相印证,也可以得到郭店简《穷达以时》篇、上博简《容成氏》篇等出土文献的证明。即是说,“亲耕”与西周及春秋时期的“藉田”之礼不是同一个事情。但不可否认,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那就是舜的身份。舜作为原始公社时期氏族部落首长,如何参与耕种等劳作活动已不可详考。但我们注意到,杨宽先生在探讨“藉”礼起源时,曾对海南岛黎族在1950年前部分地区保存的“合亩”制进行过研究(见杨宽《“藉”礼新探》,《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在“合亩”制中,每个“合亩”都有“亩头”,黎语称“俄布笼”,是“家族长”的意思。这些“亩头”由掌握丰富生产经验、传统知识及熟悉各种生产相关宗教仪式的长辈担任。“亩头”并没有脱离劳动,而是和亩众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在耕田仪式上还要带头做出象征性的挖土动作。所以,“亩头”还有“头耕”之称。从这个意义上说,舜的“亲耕”与后世的“藉田”应该存在着渊源上的关系。《保训》篇既为传世抄本,在记录舜劳作事时,以后礼按之先事,遂用“亲”字,而非为赘语。
八 关于周文王临终场景
在“十疑”一文中,姜先生对周文王临终的场景也表示了怀疑。总结起来,姜先生的疑问大致有三:一、《保训》为何只提姬发;二、文王为何至临终作训;三、后人何以知道“宝训”内容。首先,就第一个疑问而言。姬发作为未来周国君的继承者,接受其父文王的遗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就《保训》篇的训诫内容来看,它只是针对嗣君而发。这一点除了体现在君王治国遵行“中”道外,文王所例举的舜、微都是以帝位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与姬发嗣君身份是相一致的。第二点,文王为何临终作训。临终作训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是我们把目光局限于出土的《保训》篇上,而认为它难以承载遗训这样的重要历史事件。事实上,在《逸周书》中文王谋启后嗣的遗训很多。三《训》姑且不说,《大开》、《小开》、《文儆》及《文传》均记载了文王在不同时间训诫太子发的言辞,而且内容各有侧重。至于后人何以知道“宝训”内容,这应与先秦时期的史官文化有关。时贤于此多有研究,不赘。
九 关于《保训》文句
姜先生文章提到《保训》篇的文句与现存古代文献有许多雷同之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我们关于《保训》篇战国抄本的认定。进一步说,在姜先生列举出的雷同文句出处之外,我们也发现《保训》与《逸周书》存在着密切关系。比如《保训》篇中的“训”、“受之”、“小人”、“不违”、“上下”、“远迩”、“大命”、“子孙”等词汇,既见于《尚书》又见于《逸周书》。这显然可以证明《保训》篇是属于“书”类体裁的作品。那么与《尚书》相比,《保训》篇中一些独见于《逸周书》的词汇,更是预示着《保训》篇与《逸周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如《保训》篇中“不瘳”仅见《逸周书》的《祭公》篇,“咸顺”仅见《逸周书》的《大匡》(三十八)篇,“用受”仅见《逸周书》的《尝麦》篇,“无害”仅两见《逸周书》中《小开》篇以及《周祝》篇。特别是,时代性较强“测阴阳”更是不见于《尚书》。其中,“测”于《逸周书》两见,“阴阳”在《逸周书》则反复四见。在词汇之外,《保训》篇一些文句的使用也引起我们的注意。如赵平安先生介绍《保训》篇“末了告诫说:‘不足,惟宿不羕。’”据赵先生所言,“不足”前还应该有一个“曰”字。在同为文王训诫后嗣体裁的《大开》及《小开》篇中,也出现“维宿不悉日不足”句。“羕”通“祥”,已为赵平安先生所证。又《说文·采部》云:“悉,详尽也。”是“悉”与“详”义同。按,《诗经》、《淮南子》等文献中“日不足”习见(“日不足”蒙复旦大学子居先生相告)。可推知,《保训》“不足”前应是个“日”字。是此句不仅与《保训》“不足,惟宿不羕”文辞、意义相同,在文中的位置、功用也相一致。在同样主题、同样人物的对话中,出现同样的语句,这显然不是巧合。
十 关于《保训》与《逸周书》
通过上面论述,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保训》与《逸周书》的密切关系。那么《保训》是否为《逸周书》的篇章呢?目前看,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的。笔者曾综合考察春秋战国时期的《逸周书》后,发现《逸周书》在春秋时期以“志”、“书”的初始形态存在,与《尚书》没有区别。从时间和性质上讲,《逸周书》与《尚书》同属于上古“书”的范畴。进入战国时期,“《周书》”之名逐渐专属于《逸周书》。而且,伴随着具体篇名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逸周书》已独立结集,并与《尚书》别异。关于《逸周书》的编撰年限,大体可确定于公元前453年至公元前299年之间。李先生文章曾指出,包括《保训》篇在内的清华简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05±30年。这个时间,正处于《逸周书》编撰成书的时间段内。但限于《逸周书》亡佚篇章较多,后世传抄又多讹误和删减,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无法证实。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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