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保训》篇的性质
在“十疑”一文中,姜先生认为《保训》篇必不是当时史官所记的实录,是后人追述或假托的可能性更大。这涉及到简牍制度问题。对此,王国维、劳榦、陈梦家、马先醒、胡平生等前辈学者多有研究,但目前看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就《保训》竹简而言,其与同出竹简体裁相同而形制不同的情形(书法也可能存在这种状况,待见竹简图版),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种传世的抄本。同时,这也使我们不由地想到近些年出土的其他楚简。比如1987年出土于湖南慈利县石板村的慈利竹简。这批竹简长度差异也很大,内容涉及《逸周书》部分篇章以及《国语》、《管子》等。特别是《逸周书》的《大武》篇有两种写本,书法风格有异,明显为两种抄本(见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这些不同抄本的出现,固然基于墓主的个人喜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这些文献广泛流传的历史真实。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保训》篇既然为传世抄本,即不能排除有异文讹误、甚至润色改写的情况存在。这一点,在我们讨论《保训》篇的文辞时代性及词语省略问题时,必须给予考虑。
五 关于“惟王五十年”
关于《保训》篇的纪年方式,李学勤先生指出这属于《尚书》类体裁文献的开篇。这是非常正确的。同样,《逸周书》中以这样的纪年方式开篇的作品也很多,其中不乏《世俘》、《皇门》、《尝麦》等已被证明为西周作品的篇章。关于文王受命之年,史有所载。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商纪》概括其事为“孔安国治古学,见《武成》篇,故《泰誓》传曰:‘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皆同歆说”。并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为证。如果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元年,则《文传》“文王受命之九年”,实际上也就是文王五十年。《文儆》篇虽然没有纪年,但开篇云“庚辰”,刘师培《周书补正》根据周历推为文王受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说,《保训》篇与《文儆》、《文传》二篇纪年一致,同为文王五十年。如此,这又涉及到文王在位年数问题。为大家所熟知,传世文献关于文王在位年数有五十年及五十一年两种说法。表面看来,《保训》“惟王五十年”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帮助。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保训》篇纪年相同的《文传》篇的下一篇《柔武》,其开篇云:“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维在文考之绪功。’”这有两点给我们以启示:其一,“元祀”说明武王即位已改元;其二,“文考”说明文王已卒。这种文王事迹至《柔武》篇截然而止的情形,加之,考虑到文王五十年发表遗训的因素,似乎都在证明《保训》“惟王五十年”与文王在位五十年的说法存在暗合。
六 关于“中”
关于《保训》篇的“中”,学者已经多有讨论。虽然,舜、微时期的“中”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在《保训》篇中,文王通过上古的史事传说,教导太子发遵行“中”道。这里,我们可以参看一下《逸周书》有关“中”的论述,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保训》篇的“中”应当有所帮助。《文儆》及《文传》篇虽然没有出现“中”字,但其所载文王告诫太子发遵守不失“时宜”和“土宜”的“和”德,却与“中”有密切关系。《礼记·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注引程颐语云:“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故“中”与“和”实为体与用的关系。再扩及《逸周书》的其他篇章,“中”的思想也多见。仅就以与文王有关的《度训》、《命训》及《常训》等三《训》为例,具有哲理意义的“中”字凡八见。这还不包括与“中”思想有密切关系的“度”、“极”、“权”等。在具体行文中,三《训》明确提出“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以法从中则赏”、“民若生于中,夫习之为常”等主张。通观全篇,“中”既是文章的结构线索,也是理论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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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疑”一文中,姜先生认为《保训》篇必不是当时史官所记的实录,是后人追述或假托的可能性更大。这涉及到简牍制度问题。对此,王国维、劳榦、陈梦家、马先醒、胡平生等前辈学者多有研究,但目前看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就《保训》竹简而言,其与同出竹简体裁相同而形制不同的情形(书法也可能存在这种状况,待见竹简图版),可以初步断定这是一种传世的抄本。同时,这也使我们不由地想到近些年出土的其他楚简。比如1987年出土于湖南慈利县石板村的慈利竹简。这批竹简长度差异也很大,内容涉及《逸周书》部分篇章以及《国语》、《管子》等。特别是《逸周书》的《大武》篇有两种写本,书法风格有异,明显为两种抄本(见张春龙《慈利楚简概述》)。这些不同抄本的出现,固然基于墓主的个人喜好,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这些文献广泛流传的历史真实。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保训》篇既然为传世抄本,即不能排除有异文讹误、甚至润色改写的情况存在。这一点,在我们讨论《保训》篇的文辞时代性及词语省略问题时,必须给予考虑。
五 关于“惟王五十年”
关于《保训》篇的纪年方式,李学勤先生指出这属于《尚书》类体裁文献的开篇。这是非常正确的。同样,《逸周书》中以这样的纪年方式开篇的作品也很多,其中不乏《世俘》、《皇门》、《尝麦》等已被证明为西周作品的篇章。关于文王受命之年,史有所载。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商纪》概括其事为“孔安国治古学,见《武成》篇,故《泰誓》传曰:‘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刘歆作《三统历》,考上世帝王,以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皆同歆说”。并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矣”为证。如果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元年,则《文传》“文王受命之九年”,实际上也就是文王五十年。《文儆》篇虽然没有纪年,但开篇云“庚辰”,刘师培《周书补正》根据周历推为文王受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说,《保训》篇与《文儆》、《文传》二篇纪年一致,同为文王五十年。如此,这又涉及到文王在位年数问题。为大家所熟知,传世文献关于文王在位年数有五十年及五十一年两种说法。表面看来,《保训》“惟王五十年”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帮助。但需要指出的是,与《保训》篇纪年相同的《文传》篇的下一篇《柔武》,其开篇云:“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维在文考之绪功。’”这有两点给我们以启示:其一,“元祀”说明武王即位已改元;其二,“文考”说明文王已卒。这种文王事迹至《柔武》篇截然而止的情形,加之,考虑到文王五十年发表遗训的因素,似乎都在证明《保训》“惟王五十年”与文王在位五十年的说法存在暗合。
六 关于“中”
关于《保训》篇的“中”,学者已经多有讨论。虽然,舜、微时期的“中”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在《保训》篇中,文王通过上古的史事传说,教导太子发遵行“中”道。这里,我们可以参看一下《逸周书》有关“中”的论述,这对于进一步了解《保训》篇的“中”应当有所帮助。《文儆》及《文传》篇虽然没有出现“中”字,但其所载文王告诫太子发遵守不失“时宜”和“土宜”的“和”德,却与“中”有密切关系。《礼记·中庸》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注引程颐语云:“然‘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故“中”与“和”实为体与用的关系。再扩及《逸周书》的其他篇章,“中”的思想也多见。仅就以与文王有关的《度训》、《命训》及《常训》等三《训》为例,具有哲理意义的“中”字凡八见。这还不包括与“中”思想有密切关系的“度”、“极”、“权”等。在具体行文中,三《训》明确提出“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以法从中则赏”、“民若生于中,夫习之为常”等主张。通观全篇,“中”既是文章的结构线索,也是理论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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