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保训》篇内容的疑问
这里我想谈谈对《保训》内容的疑问。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更重要的。李学勤先生在《周文王遗言》一文中写道:“这批竹简的年代是战国中晚期之际,这一点已经碳14测定证实。”虽然竹简质地业经碳14科学测定,但坦率讲,这篇文字读起来有许多疑点,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关于周文王遗言,史无明文。近代出土文献中,有许多篇籍也是史无明文的,我们对之并不觉得特别难以理解。但作为周文王这样的超级历史人物,有关其遗言后人全不知晓,特别是周族的后代同样也不知晓,那是说不过去的。简文中周文王讲“恐坠宝训”,然而“宝训”后来还是坠失了。周人岂不是“不肖子孙”吗?这批竹简的下葬年代既然定在战国中晚期,那先秦诸子百家,也应当有所耳闻,然而他们竟无一人提及,尤其是其思想内容比较接近撰著《中庸》的子思学派,也全然不知文王曾有讲“中”的遗言。一可疑。
(二)关于文王即位便称王的说法,同样史无明文。历史上虽然有文王称王之说,但却从未有过文王即位便称王的说法。《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称西伯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是时八十九岁,至九十七岁而终,称王九年。《保训》“惟王五十年”的书写形式很容易给人造成文王即位之年便已称王的印象,若文王果真于此年称王,怎么会全无文献记载的痕迹呢?二可疑。
(三)关于《保训》的书写笔法。我们先看《保训》首句“惟王五十年,不瘳”的书形式。《逸周书·小开解》关于文王在世的纪年书写形式是这样的:“维三十有五祀”,指这一年是西伯即位三十五年,并无“惟王……”字样。当然西周时期“惟王某某年”的书写纪年形式也有例可援,如周娈鼎铭文:“惟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周敔敦铭文:“惟王十月,王在宗周。”不过,检视此类周代鼎彝铭文著录,在交代时间之后,所叙述的人物主语是不能省略的。因为“惟王某某年”表示一国的纪年方式,叙述的人物可以是王,也可以是其他人。《尚书·顾命》讲周成王将终,书“王不怿”,《保训》开篇即讲文王将终,规范的书法应该是“王不瘳”,而不应省略主语。而且,记叙此类重大事件,在纪年之后,是不应该省书月的。还有,从文王遗言的内容看,讲舜的一段,先言“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此时舜不过是一介普通农夫,耕田种地是本分事,“亲”在这里是赘语。在古代,只有君王行藉田礼才强调“亲耕”。三可疑。
(四)周文王临终前之场景。周文王有众多儿子,姬发(周武王)之外,尚有姬鲜(管叔)、姬旦(周公)、姬奭(召公)、姬度(蔡叔)等等。周在武王伐纣灭殷之前,只是西部方圆百里的的一个小国。因此,文王病重临终之时,众子应皆在身边。周人是极重孝道的氏族,此篇记文王临终前之事,只提姬发一人,余子全不言及,似不合当时应有之场景。或者认为文王所传“宝训”是“秘传”,只须姬发一人知道。然通观此篇文意,不过是教姬发将来要以“中道”治国,此点文王平时即可通过言传身教引导诸子,何以要等老迈不支以至临终前作为“宝训”秘传给继位者?而既然只秘传姬发一人,后人又如何知道?四可疑。
(五)《保训》篇之文句,与现存古代文献有许多雷同之处,如《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句,《尚书·顾命》有“甲子,王乃洮颒水”之文,“靧”与“颒”同读“会”音,皆为洗脸之意。《汉书·律历志》则载《武成》篇有“甲子,昧爽”之文。又如《保训》“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句,《尚书·无逸》称祖甲“旧为小人”,《淮南子·原道训》称“昔舜耕于历山”。又如《保训》“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句,《逸周书》则称“庶百姓”。又如《保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句,现存世文献中“厥绪”一词,出自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又如《保训》结语“曰不足惟宿不羕”句,与《逸周书·大开解》结语“惟宿不悉日不足”应该也有关联,从以上举例来看,《保训》篇似乎不无蹈袭套用之嫌。五可疑。
(六)《保训》的核心思想与后世的“道统”论。《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命禹。”而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则宣传“中道”思想。虽然有这些材料,但并不能说明上古帝王传位必传“中道”思想。我们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也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然而唐代韩愈作《原道》提出一种“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至宋代朱熹那里,则把所传之“道”坐实为所谓“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核心观念。然而，明中叶以后的考据学家却不相信这一套,把它看做韩愈与宋儒的杜撰。如果《保训》是真的先秦文献,那不仅印证了韩愈和宋儒的“道统”说,而且还补上了文王向武王传授“中道”的道统论的实证环节,其文献价值当然极为珍贵。不过,从逻辑上说。“道统”说也有一个致命性的漏洞。韩愈说:“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文王时,尚是商王朝的天下,商王朝的统治者为什么不传“中道”给他们的子孙,而要传给只是许多小邦之一的周人呢?这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六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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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周文王遗言,史无明文。近代出土文献中,有许多篇籍也是史无明文的,我们对之并不觉得特别难以理解。但作为周文王这样的超级历史人物,有关其遗言后人全不知晓,特别是周族的后代同样也不知晓,那是说不过去的。简文中周文王讲“恐坠宝训”,然而“宝训”后来还是坠失了。周人岂不是“不肖子孙”吗?这批竹简的下葬年代既然定在战国中晚期,那先秦诸子百家,也应当有所耳闻,然而他们竟无一人提及,尤其是其思想内容比较接近撰著《中庸》的子思学派,也全然不知文王曾有讲“中”的遗言。一可疑。
(二)关于文王即位便称王的说法,同样史无明文。历史上虽然有文王称王之说,但却从未有过文王即位便称王的说法。《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称西伯即位四十二年更为受命之元年,始称王,是时八十九岁,至九十七岁而终,称王九年。《保训》“惟王五十年”的书写形式很容易给人造成文王即位之年便已称王的印象,若文王果真于此年称王,怎么会全无文献记载的痕迹呢?二可疑。
(三)关于《保训》的书写笔法。我们先看《保训》首句“惟王五十年,不瘳”的书形式。《逸周书·小开解》关于文王在世的纪年书写形式是这样的:“维三十有五祀”,指这一年是西伯即位三十五年,并无“惟王……”字样。当然西周时期“惟王某某年”的书写纪年形式也有例可援,如周娈鼎铭文:“惟王二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周敔敦铭文:“惟王十月,王在宗周。”不过,检视此类周代鼎彝铭文著录,在交代时间之后,所叙述的人物主语是不能省略的。因为“惟王某某年”表示一国的纪年方式,叙述的人物可以是王,也可以是其他人。《尚书·顾命》讲周成王将终,书“王不怿”,《保训》开篇即讲文王将终,规范的书法应该是“王不瘳”,而不应省略主语。而且,记叙此类重大事件,在纪年之后,是不应该省书月的。还有,从文王遗言的内容看,讲舜的一段,先言“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此时舜不过是一介普通农夫,耕田种地是本分事,“亲”在这里是赘语。在古代,只有君王行藉田礼才强调“亲耕”。三可疑。
(四)周文王临终前之场景。周文王有众多儿子,姬发(周武王)之外,尚有姬鲜(管叔)、姬旦(周公)、姬奭(召公)、姬度(蔡叔)等等。周在武王伐纣灭殷之前,只是西部方圆百里的的一个小国。因此,文王病重临终之时,众子应皆在身边。周人是极重孝道的氏族,此篇记文王临终前之事,只提姬发一人,余子全不言及,似不合当时应有之场景。或者认为文王所传“宝训”是“秘传”,只须姬发一人知道。然通观此篇文意,不过是教姬发将来要以“中道”治国,此点文王平时即可通过言传身教引导诸子,何以要等老迈不支以至临终前作为“宝训”秘传给继位者?而既然只秘传姬发一人,后人又如何知道?四可疑。
(五)《保训》篇之文句,与现存古代文献有许多雷同之处,如《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句,《尚书·顾命》有“甲子,王乃洮颒水”之文,“靧”与“颒”同读“会”音,皆为洗脸之意。《汉书·律历志》则载《武成》篇有“甲子,昧爽”之文。又如《保训》“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句,《尚书·无逸》称祖甲“旧为小人”,《淮南子·原道训》称“昔舜耕于历山”。又如《保训》“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句,《逸周书》则称“庶百姓”。又如《保训》“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句,现存世文献中“厥绪”一词,出自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中。又如《保训》结语“曰不足惟宿不羕”句,与《逸周书·大开解》结语“惟宿不悉日不足”应该也有关联,从以上举例来看,《保训》篇似乎不无蹈袭套用之嫌。五可疑。
(六)《保训》的核心思想与后世的“道统”论。《论语·尧曰》篇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舜亦命禹。”而相传为子思所作的《中庸》则宣传“中道”思想。虽然有这些材料,但并不能说明上古帝王传位必传“中道”思想。我们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也看不到有这样的观念。然而唐代韩愈作《原道》提出一种“道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至宋代朱熹那里,则把所传之“道”坐实为所谓“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可以说是宋明理学的一个核心观念。然而，明中叶以后的考据学家却不相信这一套,把它看做韩愈与宋儒的杜撰。如果《保训》是真的先秦文献,那不仅印证了韩愈和宋儒的“道统”说,而且还补上了文王向武王传授“中道”的道统论的实证环节,其文献价值当然极为珍贵。不过,从逻辑上说。“道统”说也有一个致命性的漏洞。韩愈说:“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文王时,尚是商王朝的天下,商王朝的统治者为什么不传“中道”给他们的子孙,而要传给只是许多小邦之一的周人呢?这在道理上也说不通。六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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