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明亡清兴：中国近代化迟滞的因由（2）

三

明廷对接纳外国人与外国文化是开明的，如利玛窦的活动就曾得到明万历皇帝的鼓励。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断。为挽救明朝的颓势，明崇祯帝对新鲜事物也采取开放态度。例如，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提出了“明历法以昭大统”、“辨矿脉以裕军需”、“通西商以官海利”与“购西铳以资战守”等四条建议[6](p17)。实际上，毕方济是在将西方文明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然而，明崇祯帝以却开放的态度，批准徐光启“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指挥督造战炮”，并下令再次开放了海禁[7](p8439)。然而，明朝对外态度的开明并未给清初统治者带来任何反思，反而使后继者更加保守和封闭。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其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法国人佩雷菲特说:“正当欧洲人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生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8](p473)

清初之所以实行严厉的海禁和闭关政策，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是妄自尊大；其二则在于心怀恐惧，这并不一定是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9](p115)。可以说，正是这种狭隘的防范心理使得清朝统治者不可能具有向外部开放的胸怀；而清朝严厉的闭关政策，又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发展大潮之外，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四

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明朝的国力是其他国家所无法相比的。明朝末年，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相继东来，中西之间开始了在军事上的较量。明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带兵到达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结果被明备倭指挥柯荣与百户王应恩所打败。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与都司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了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明天启二年(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北上一度占据澎湖；明天启四年(1624年)，又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中国台湾。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荷军投降。这期间，郑成功建成了一个海上军事政治集团。其时，中国“具有高效率、稳定的指挥系统，能迎战欧洲人在远东强有力的扩张行为”[10](p2)，是无可争议的海上强者。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明朝已经开始衰败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总体实力相抗衡。

在对外战争中，与明朝占有的绝对优势相比，清朝似乎显得有些吃力。例如，清康熙年间，俄罗斯不断侵扰清朝远东边境。清廷虽经艰苦征战，仍以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与俄罗斯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并向俄罗斯割让尼布楚及其以西至贝加尔湖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而告结束。其后，清廷又先后于清雍正五年(1727年)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中俄恰克图界约》，“不仅使中国在边境上割让有利之地带，且从未属于俄者，亦获而领有之”[11](p122)。可悲的是，尽管清朝向外国割让了大片领土，但却仍然固守着天朝大国和世界中心的思想。比如，清廷一直把英国看作是一个蛮夷小国，并自以为是的把马嘎尔尼称为“英吉利贡使”，称其携带的礼物为“贡物”。

在清廷故步自封、裹足不前之时，西方在各个领域均呈现出近代化的气息。在工业方面，1733年，凯伊发明了纺织飞梭，开启了英国的产业革命；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产业出现了动力革命。在思想领域，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的思想闪烁出耀人的光彩。在政治上，1775年，北美发生了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1783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此外，西方的学校教育也开始全面近代化，各个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完成。

历史的发展表明，尽管清前期曾一度走向强盛，但其僵化封闭的国家运行机制却使得中国逐渐成为世界近代化发展潮流中的落伍者。可以说，清从清太祖立国至康乾盛世，也正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下，从先进走向落后的二百多年。在这段极为关键的时期里，清廷没有主动延续晚明开启的中国近代化之路，也因之而失去了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历史机会。但颇具嘲讽意味的是，内生于晚明的中国近代化历程，在清朝一度中断后，却在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炮击之下被迫重新开启，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警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向玉轩．畿地圈拨将尽本[A]．掌故丛编:第6辑[Z]．故宫博物院出版，1928．

[3]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6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4]何兆吾．历史理性批判散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5]何国宗，等．御制数理精蕴(上编)[M]．清雍正二年(1724)刻本．

[6]黄伯禄．正教奉褒[M]．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慈母堂铅印本．

[7]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0]白蒂．远东国际舞台上的风云人物郑成功[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11]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1689—1730)[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作者:毛佩琦(1943—)，男，河北省深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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