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图兰朵》：缺乏中国常识的改编剧？（2）

1797年12月6日，歌德从魏玛图书馆借到了一本《外国历史、艺术和风俗新鉴》（Neupolierter Geschichts-,Kunst-und Sittenspiegel auslandische Volker），此书中虚构了一名中国学者与耶稣会士的对话。1798年1月3日歌德将此书推荐给席勒说:“您随后会收到我寄去的副本，这是由一位中国学者与耶稣会士的古老对话，一方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一方则是完全的莱因霍尔德派。这一发现对我来说实在非常有吸引力，并对我关于中国人智慧的认知以很好的启发。”随即，在1月6日歌德致信席勒又谈到此书:“我将上次谈到的哲学对话随信寄去。如果中国人能抓住焦点问题（热锅），并对他的对手说:‘对，我创造了它，你拿去用吧！’这会让我感到更好。我想知道，耶稣会士将会对此做何回答。”

席勒不久复信歌德说:“传教士与中国人的形而上学对话使我很觉得有趣，用哥特式语言尤其显得合适。我只是不太明白，在这些情况下有时究竟会怎样，在中国人的理性之后隐藏的究竟是智慧还是平庸？您究竟是从哪里发现了这些美丽的篇章？如果能将它和我们最新的哲学加以细微的联系后再印出来，将会非常有趣。”

毫无疑问，与居于典范位置的“古典希腊”，甚至其它重要文化资源，如英国、法国相比，中国的地位不会太重要。甚至即便与同为东方的阿拉伯、印度相比，中国也未必能优出一等。但对文化资源的选择、汲取和创化的过程是非常奇妙的，它固然主要取决于受者本身的趣味、取向与策略，也会受制于更大的背景如语境、潮流与需求；但同时还有一层潜移默化的因素，即资源（授者）本身的引力、契（合）性与作用。中国文化对歌德、席勒之发生作用，恰恰证明了后者的可能。席勒曾考虑过改编《好逑传》，1796年1月12日与歌德谈及此书。1800-1801年间，席勒曾与该书的出版商翁格尔（J.F.Unger）联系，磋商改编出版事宜，但最终席勒并未践约；好在他的中国兴趣通过另一部中国剧本的改编而实现，这就是《图兰朵》。

席勒当然不懂中文，所以他之接触中国，只能通过译本与中转介绍。所谓中国公主图兰朵的故事，最初见于17世纪波斯的著名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意大利诗人谷齐（Gozzi,1720-1806）于1762年将其改编成剧本。但席勒颇不以为然，认为该作“在布局上表现出了极大的才思，但就诗剧的生命来说，还不够完美。人物像牵线的傀儡，一种拘谨的生硬性贯穿着全剧”，因此他之所以见猎心喜，要一试身手，其初衷在于“但望通过诗意方面的润饰，使这剧在演出时有较高的价值”。席勒所接触到的各种文本肯定很多，当然会有别的原因驱使才会使之“见猎心喜”乃至要“跃跃欲试”，其中国情结的愈益深重，很可能是由于背后的驱动之力。这其中，固然有对《好逑传》未能落实为实际行动的补偿，也同样有对孔子思想认识的加深，1799年时，席勒又作了第二首《孔夫子的箴言》（Spruch des Konfuzius）:

空间的测量有三种不同。

它的长度绵延无穷，

永无间断；它的宽度辽阔广远，没有尽处；它的深度深陷无底。

它们给你一种象征:

你要进入完美之境，

须努力向前，永不停息，

孜孜不倦，永不停止；

你要看清世界的全面，

你要向着广处发展；

你要认清事物的本质，

必须向深处挖掘到底。

只有坚持才达到目的，

只有充实才使人清楚，

真理藏在深渊的底部。

总体来看，这两首诗的“诗艺”水平不高，在席勒诗歌中亦不占多高地位。但其思想史价值却值得充分关注，因为其表达出其时席勒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认知。从1801年10月底开始改编此剧，12月27日即完成，速度不可谓不快。席勒对《图兰朵》的理解，其实不外乎是亲近中国的另一种方式，以及更多自家主观色彩的“诗意误读”，有论者即认为:“席勒改编本有两个特点:第一他把戏中人物的心理描写更加深刻，第二他极力去点染上中国的色彩。”前者没有问题，作为一个文字高手与大诗人，席勒驾御文本和塑造人物的能力毋庸置疑，可后者则值得追加问号，当一个对中国本无深刻认知却又兴趣盎然的异国人来“极力点染中国色彩”时，究竟会形成怎样一幅图景？《图兰朵》给我们奉献的，正是一段异国文化因缘的最佳版本。（作者： 叶隽）


关键字： 内容标签：图兰朵,中国,编剧,缺乏,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