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皇皇巨著。它的中文译本有近90万字,我从2005年起断断续续花了3年时间才读完它。
自从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发表《西方的没落》以后,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有关“西方
没落”的话题就像一个幽灵一样一直萦绕在西方思想界的上空。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西方衰落论”在非西方世界——尤其是在中国知识界——激起的反响和共鸣更为强烈。我是这样分析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的:首先,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来说是一个“他者”,而且是一个给我们带来过深重苦难、至今对我们构成巨大压迫力量的不怀好意、咄咄逼人的“他者”。因此,它的衰落在我们看来至少是一件令人解气的事情。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文明之间有一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西方文明的衰落反衬着华夏文明的“崛起”。
但愿我这纯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然则是十分使人悲哀的。首先,西方文明是否已经走向“没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西方衰落论”是西方世界中一小部分思考者对自身所处的文明前景的某种忧虑和警告。我相信,一个社会中始终有这样一群忧心忡忡的人,对于这个社会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这是一种必要的免疫。相比之下,我们的社会最缺少的正是这种清醒(可能有点阴郁)的头脑。
其次,历史上西方帝国主义确实给中国带来过巨大的伤害,但我们必须懂得,西方的坚船利炮只是中国古代文明衰落的外部因素,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恐怕还是我们自身的停滞和僵化。如果中华文明一直能够保持大唐盛世那时的勃勃生机和活力,我们又何愁来自西方的竞争?又何至于沦落到丧权辱国的可悲境地?因此,对西方的“没落”抱持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充其量只不过展示了我们的某种狭隘、阴暗的不健康心理而已。况且,文明之间确实存在竞争关系,但如同运动场上激烈争夺的运动员一样,你要夺冠,只能靠自己实力的提高,而不能指望对手实力的下降。现代的体育评论员经常挂在嘴上的那句话,“一个运动员只会被自己打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华民族要真正“崛起”也只能依靠自身的发展和提升,如果把“崛起”的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没落”之上,那么,这种“崛起”的结果就是世界文明的倒退。我还深信,怀有这种阴暗心理的民族是没有机会崛起的。更何况“西方没落”与“中国崛起”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历史上多种文明在同一时期绽放盛开或者整个世界陷入黑暗混乱的例子也存在过。
最后,如果我们同意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文明观,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一种文明都像有机的生命体一样,有它孕育、出生、成长、成熟和衰落的周期。古代中国文明如此,西方文明也是如此,将来“崛起”(现在还只是可能)了的中华文明也不能幸免。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为一种文明——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文明还是“他者”的文明——的兴起和衰落过分焦虑:没有人会因为“人生百年终有一死”这个铁律而时刻焦虑,尽管大多数人都愿意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利长寿。
我们每个人投身于哪个文明以及这个文明的哪个阶段,纯粹是命运的偶然安排。至于能否促成我们所处的这个文明的“崛起”、延缓它的衰老,我们也许可以为此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效果注定是极其有限的。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可以做出的最好选择是心安理得地适应并欣赏它。比方说,我们现在是20出头的青年男女,那就让我们尽情地学习、运动和恋爱,不要去为家庭、责任、成就、地位等等沉重的负担所累;而如果我们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那么我们就应当最大限度地运用我们经历漫漫人生积淀下来的睿智和沉稳,做一些适合我们的事情,而不要总是沉湎于对自己年老体衰的担忧和感伤之中。
世界上的伟大事物是如此千载难逢,而且通常都是渺小的人力不能强为的。假如西方文明命定要没落,中华文明命定要重生,抑或相反,那么,无论我们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没有必要为此而忿忿不平或沾沾自喜,我们只要真正学会欣赏它们衰落时的纤美悲壮或兴起时的开阔强旺,那么这有限的一生也就没有太多遗憾了。(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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