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二十九军大刀队：抗日时偷袭敌营专砍敌人脑袋(4)

何德骞说，保安队属于警察机关，那么1937年为什么是保安队而非军队肩负起保卫城市的任务？对于这个问题，他解释道，1933年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军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又签订《何梅协定》，这两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很大的隐患。1935年，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虽是当时华北地区的军政“一把手”，但在妥协退让的政策之下，面对日本人猖獗的侵略行径，处处受限，几乎无能为力。“政府只好依靠保安队来对付当时日本特务组成的扰乱社会秩序的‘便衣队’，为了装备保安队，政府还凑了1500块大洋购买了一批钢盔。从照片中可以看到，有的人戴着钢盔而有的人却没有，这是因为后来保安队人数扩充，政府却没有多余的钢盔配给。可见，当时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何德骞说。


　　上世纪30年代有很长一段时间，宋哲元是在天津度过的。何德骞介绍，在那段日子里，宋哲元比较消沉：“《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中曾提到，那段日子宋哲元一天打十五六圈麻将，还要喝半斤老白干。”作为曾经为二十九军将士题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军长，实际上，按照宋哲元的脾气，面对日寇的不断进犯，立马就会与其决一死战，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限制了他的抗日行动，他的内心十分纠结。无奈之下，宋哲元只好于1937年2月，借口回山东老家扫墓，暂时回避。可以说，身处险恶的政治环境，面临民族大义与自身利益的抉择，宋哲元成为一个富有悲情色彩的历史人物。


　　本组撰文 本报记者 肖明舒


　　照片由天津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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