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一代儒宗曾国藩:"不为圣贤 便为禽兽"(2)

梁启超对曾氏极其推崇，在政论文中经常引用曾氏的言论。曾在《论私德》文中写道“彼(曾氏)之惟以天性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李华兴、吴嘉勋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

    谢觉哉曾经指示学生看《曾文正公嘉言钞》。他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提及曾国藩日记中所载的这对楹联：“《求阙斋日记》所载楹联佳者：‘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里求活，淡极乐生。’”“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普成风气。”(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至第181页)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曾国藩无疑是那个时期儒家道德的楷模，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引入者，他在军事、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影响了几代人，近代中国革命者无不受到他的巨大影响，甚至成为他的崇拜者。梁漱溟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服膺儒学，并亲自践行。但梁先生绝对不是一味墨守成规的腐儒，他青年时期广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曾氏也便理所当然成为其榜样，因而对曾氏的这一嘉言亦备加推崇。1926年，正值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气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来信，以革命大义相责勉，促其南下。1927年，也就是梁先生写下这副对联的当年，其应李济深三位之邀奔赴广州，投身革命。时年34岁，与曾氏写下该楹联时的年龄(咸丰二十一年曾国藩31岁)相仿，借此表达其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志向。

    人各有志，立志于人非常重要，如何立志，立怎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志向的高低远近决定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志当存高远，“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正是一腔无比高远的志向，激励着一代代胸怀天下的志士仁人吗？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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