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曾经指示学生看《曾文正公嘉言钞》。他在1922年2月的日记中提及曾国藩日记中所载的这对楹联:“《求阙斋日记》所载楹联佳者:‘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里求活,淡极乐生。’”“当时崇仰和学习曾国藩,在湖南青年学子中普成风气。”(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至第181页)
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曾国藩无疑是那个时期儒家道德的楷模,同时也是现代文明的引入者,他在军事、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的成就影响了几代人,近代中国革命者无不受到他的巨大影响,甚至成为他的崇拜者。梁漱溟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服膺儒学,并亲自践行。但梁先生绝对不是一味墨守成规的腐儒,他青年时期广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并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曾氏也便理所当然成为其榜样,因而对曾氏的这一嘉言亦备加推崇。1926年,正值北伐前夕,南方革命空气高涨。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三位来信,以革命大义相责勉,促其南下。1927年,也就是梁先生写下这副对联的当年,其应李济深三位之邀奔赴广州,投身革命。时年34岁,与曾氏写下该楹联时的年龄(咸丰二十一年曾国藩31岁)相仿,借此表达其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志向。
人各有志,立志于人非常重要,如何立志,立怎样的志则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志向的高低远近决定成就什么样的事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志当存高远,“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正是一腔无比高远的志向,激励着一代代胸怀天下的志士仁人吗?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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