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5月21日,朝廷阅卷大臣在评阅“贡士考生”答卷时,张謇被评为第“十一名”,由于翁同龢的反复力争,才被改为“第十名”,因此也得到了殿试的机会。如果没有翁同龢的力争,他的甲午状元就泡汤了。
1894年,光绪二十年,岁在甲午。这一年5月23日凌晨3时刚过,月朗星稀,清风徐来,北京城里的老百姓还沉浸在梦乡中。此刻,大清朝紫禁城东华门外已是车马喧嚣,那些穿戴整齐的朝廷满汉高官正昂首阔步地进入东华门,入朝值班了。
紫禁城南书房内,有几位年过六旬、白发苍苍的老臣们在忙活的不可开交,一个个神情肃穆,若有所思。房内办公桌上堆满了加盖印戳并密封的试卷袋。几位苏拉(清代宫廷干活的下等仆役)在忙着整理考卷。今天是光绪朝甲午科“贡士”(参加殿试前的举人应考生之专称)复试的阅卷日子。按照惯例,八位阅卷大臣,每人分得十份考卷,但资历最老的前四名阅卷大臣还享有特别的“优待”,每人又可以多分得一份试卷。
这八位阅卷大臣前四名依次是:首席阅卷大臣、东阁大学士张之万(1811-1897),光绪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1830-1904)、军机大臣李鸿藻(1820-1897)。他们不仅是位极人臣、深得朝廷青睐的汉人高官,还都曾是科举仕途的“明星”。四人中,有三人是科举状元。其中,张之万是道光二十七年状元(1847年)、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状元(1856年),而徐郙是同治元年状元(1862年),最差的李鸿藻也是咸丰二年进士,同治皇帝的帝师,人称“北清流领袖”。由于资历老,他们四人每人各分得“十一份考卷”。
在清代,能够担任科考首席阅卷大臣的官员不仅是朝廷的命官,往往还有一个“潜规则”,即他理应是“状元出身”,如果同时有几位状元背景的阅卷大臣,那么首席当属资历最老的“状元”。张之万直隶南皮人,人称“张南皮”,又称“张相国”。他今年适值虚寿八十有五,作为硕果仅存的道光状元,他理所当然的排在光绪帝师、咸丰朝状元翁同龢前面,荣升首席阅卷大臣。
张之万也不客气,倚老卖老,今天在分卷时,他看重了一张考卷,欲据为己有。恰巧,李鸿藻负责分派考卷,而李鸿藻与翁同龢私交甚笃!他知道翁同龢也看中了这张考卷。张之万说,这张考卷归我审阅!哪知翁同龢抢先一步,先下手为强,先把张相国看中的考卷揽在怀中,死不放手!气得张相国直跺脚,连声说,太放肆了,真是欺人太甚!
负责分卷的李鸿藻故意偏袒翁同龢,他将“佳卷”都分给了老友翁同龢。翁同龢一向“惜才如命”。老翁在如愿以偿地抢到那份考卷之后,方才发现,这份考卷的字体“坏极了”,只是文风还比较“沉博”。无奈,他手中的考卷都很好,最后他不得不将其放置在“二等”,为此老翁还惋惜不已。这事发生在1894年5月23日,大清紫禁城阅卷朝房内,两位老状元出身的阅卷大臣张之万和翁同龢竟然为争夺一份考卷,而大打出手,估计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了。
当天晚上,翁同龢对白天发生的争夺考卷事情,仍念念不忘,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张相争一卷,竟得之”。张之万年长翁同龢20岁,虽然小有摩擦,但感情总体不错。事后,张之万也觉得与后生小子翁同龢争夺考卷,有失长辈风度,于是第二天在紫禁城南书房特意为翁同龢“题写画扇”,以示友好。这天凌晨1时刚过,翁同龢即早早地来到紫禁城的朝房,等候选派任务。没多久,首席阅卷大臣张之万派遣一名苏拉(仆人)来告诉翁同龢,请他拟定“殿试题目”。于是,翁同龢与李鸿藻、麟书等八位阅卷大臣一起来到南书房,负责拟定殿试“考题”。翁同龢拟出“八道选题”,最后确定“四道”,依次是:“河渠”、“经籍”、“选举”和“盐铁”,另外根据朱子文集拟出“策问试题”。当时,没有人知道翁同龢拟定的这几道题目都是针对某位考生的“特长”而暗中特意“量身定做”的。他希望从考试的“元规则”的制订上就能让这位考生的经世致用之才得以充分地“发挥”。因为,无论如何,这一次他看重的考生不能再出差错了。如果阴沟里翻船,岂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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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光绪二十年,岁在甲午。这一年5月23日凌晨3时刚过,月朗星稀,清风徐来,北京城里的老百姓还沉浸在梦乡中。此刻,大清朝紫禁城东华门外已是车马喧嚣,那些穿戴整齐的朝廷满汉高官正昂首阔步地进入东华门,入朝值班了。
紫禁城南书房内,有几位年过六旬、白发苍苍的老臣们在忙活的不可开交,一个个神情肃穆,若有所思。房内办公桌上堆满了加盖印戳并密封的试卷袋。几位苏拉(清代宫廷干活的下等仆役)在忙着整理考卷。今天是光绪朝甲午科“贡士”(参加殿试前的举人应考生之专称)复试的阅卷日子。按照惯例,八位阅卷大臣,每人分得十份考卷,但资历最老的前四名阅卷大臣还享有特别的“优待”,每人又可以多分得一份试卷。
这八位阅卷大臣前四名依次是:首席阅卷大臣、东阁大学士张之万(1811-1897),光绪帝师、军机大臣翁同龢(1830-1904)、军机大臣李鸿藻(1820-1897)。他们不仅是位极人臣、深得朝廷青睐的汉人高官,还都曾是科举仕途的“明星”。四人中,有三人是科举状元。其中,张之万是道光二十七年状元(1847年)、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状元(1856年),而徐郙是同治元年状元(1862年),最差的李鸿藻也是咸丰二年进士,同治皇帝的帝师,人称“北清流领袖”。由于资历老,他们四人每人各分得“十一份考卷”。
在清代,能够担任科考首席阅卷大臣的官员不仅是朝廷的命官,往往还有一个“潜规则”,即他理应是“状元出身”,如果同时有几位状元背景的阅卷大臣,那么首席当属资历最老的“状元”。张之万直隶南皮人,人称“张南皮”,又称“张相国”。他今年适值虚寿八十有五,作为硕果仅存的道光状元,他理所当然的排在光绪帝师、咸丰朝状元翁同龢前面,荣升首席阅卷大臣。
张之万也不客气,倚老卖老,今天在分卷时,他看重了一张考卷,欲据为己有。恰巧,李鸿藻负责分派考卷,而李鸿藻与翁同龢私交甚笃!他知道翁同龢也看中了这张考卷。张之万说,这张考卷归我审阅!哪知翁同龢抢先一步,先下手为强,先把张相国看中的考卷揽在怀中,死不放手!气得张相国直跺脚,连声说,太放肆了,真是欺人太甚!
负责分卷的李鸿藻故意偏袒翁同龢,他将“佳卷”都分给了老友翁同龢。翁同龢一向“惜才如命”。老翁在如愿以偿地抢到那份考卷之后,方才发现,这份考卷的字体“坏极了”,只是文风还比较“沉博”。无奈,他手中的考卷都很好,最后他不得不将其放置在“二等”,为此老翁还惋惜不已。这事发生在1894年5月23日,大清紫禁城阅卷朝房内,两位老状元出身的阅卷大臣张之万和翁同龢竟然为争夺一份考卷,而大打出手,估计在清朝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了。
当天晚上,翁同龢对白天发生的争夺考卷事情,仍念念不忘,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张相争一卷,竟得之”。张之万年长翁同龢20岁,虽然小有摩擦,但感情总体不错。事后,张之万也觉得与后生小子翁同龢争夺考卷,有失长辈风度,于是第二天在紫禁城南书房特意为翁同龢“题写画扇”,以示友好。这天凌晨1时刚过,翁同龢即早早地来到紫禁城的朝房,等候选派任务。没多久,首席阅卷大臣张之万派遣一名苏拉(仆人)来告诉翁同龢,请他拟定“殿试题目”。于是,翁同龢与李鸿藻、麟书等八位阅卷大臣一起来到南书房,负责拟定殿试“考题”。翁同龢拟出“八道选题”,最后确定“四道”,依次是:“河渠”、“经籍”、“选举”和“盐铁”,另外根据朱子文集拟出“策问试题”。当时,没有人知道翁同龢拟定的这几道题目都是针对某位考生的“特长”而暗中特意“量身定做”的。他希望从考试的“元规则”的制订上就能让这位考生的经世致用之才得以充分地“发挥”。因为,无论如何,这一次他看重的考生不能再出差错了。如果阴沟里翻船,岂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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