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地下交通员曾用中药熬水写情报 晾干后不见字迹

京城寻踪
　　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涧沟村，坐落在妙峰山下。1941年初正式成立，在根据地与北平城之间负责传递情报、输送抗战物资、护送来往人员。
　　从1939年至1949年1月近10年时间，平西情报工作站秘密电波从未中断，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抗战胜利和北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雨后的妙峰山格外干净清凉。由石头铺成的古香道从远山延伸到娘娘庙，经雨水冲刷后更加湿滑难走。
　　七十多年前，情报人员就是通过这条古道往返于北平城与根据地。
　　这是一条隐蔽的战线。在妙峰山脚下一个平常的小院里，1939年至1949年1月近10年间，平西情报站在此收发秘密电波，情报在此接送，物资在这里转运，大批爱国青年、革命人士和国际友人，都通过这里秘密前往延安。
　　如今，涧沟村94岁的村民管德旺仍然记得自己十几岁时为情报站送信、接人的情景。“以前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大多都为情报站送过信”，纪念馆负责人涧沟村赵书记说。
　　在纪念馆展厅的最后一块展牌上，书写了对这些未列入史册的情报人员的纪念。“很多同志隐姓埋名在隐蔽战线上出生入死，流血牺牲。但由于历史和工作性质原因，没有留下姓名，成了无名英雄。对于这些无名英雄，我们全社会都要永久地怀念他们，敬仰他们。”
　　中药熬水
　　情报隐藏在纸上
　　推开对开的红色木门，一个青色的小四合院呈现在眼前。
　　这是在平西情报站原址修缮的基础上建立的纪念馆。老照片显示，这里布局没变，当时的房子是简陋的灰砖和木顶。当年，平西和晋察冀联系的唯一一座电台就架设在这座普通的小院里，发报机放在南屋的炕上。
　　“那会儿窗户上还有个小喇叭，梁波就坐在发报机前不停按，机器嘀嘀嘀地响”，纪念馆保留的视频资料里，村民孙德全回忆说。
　　赵敏是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一个交通员。在视频资料中，他介绍，当时交通员所送的信分为特级、特快和普通几种。有鸡毛信和火柴信，根据信上的鸡毛和火柴多少，判断信的重要性。每种信的跑法不一样。重要信件要送到目的地，普通信件就是沿村转送，就像接力一样。
　　“我们送的信就是一张白纸，搁水里一泡能看见字，不泡什么都看不见”，村民管德生在视频中，说起当年送信的情景。
　　党史记载，地下交通员曾用中药五倍子熬水，然后蘸五倍子水将情报写在纸上。水一干，根本看不见任何字。需要的时候，用碘酒一刷，字迹就清晰地显现出来。
　　如今，这个不到500平米的四合院已修葺一新。二十多平米的北房、东房、南房都设为展厅，3间展厅通过照片和情报员家属捐赠的文物，还原那些隐秘又紧张的“战斗”场景。
　　在左侧的“发报室”里，一个身穿蓝褂子、坐在石桌前操作电台的妇女雕塑，向人们讲述了地下工作者苏静的故事。1943年冬，她被委派到这里负责情报工作。为绝对保密，她与落脚农户的儿子假扮夫妻。白天与“家人”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在山上一个狭小的山洞里用电台收发情报，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土法上马
　　凑零件组装发报机
　　站在妙峰山顶，群山连绵起伏。下面的小广场上一棵大松树迎风独立。
　　在视频资料中，村民王德峰指着这里回忆，当时这是观音殿，前面是观音殿的门楼。赵万庆给国民抗日军的领导纪亭榭送信，突然日本的飞机从北边飞过来，炸弹正好扔到门楼后面。赵万庆当时就被炸死了。“他用生命换来的情报终于交到了纪亭榭手里，使国民抗日军安全转移到了抗日根据地。”
　　据统计，在平西站工作的人员有近100名，10人牺牲。
　　当时，平西情报联络站设专门电台，直接向边区社会部及延安通报。同时，北平城内设小功率电台，将城内收集的情报传给平西情报站。虽然情报人员互不认识，有了妙峰山这个枢纽，整个北平的地下情报组织连接成网。
　　当时，在莫斯科学过情报课程的党员干部王文与女游击队长刘桂芬扮演假夫妻，负责到北平潜伏建立秘密电台。他们在大石桥胡同7号租了一套独门独院，房东是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对门是个在伪警察所混事的张警长。
　　由于北平城交流电线多、干扰大，由山区带来的5瓦干电池发报机不起作用。王文只能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但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城组装一部电台谈何容易。
　　王文化整为零，每当护国寺、隆福寺办庙会，他就到马路便道的地摊上买几样无线电的旧零件。经过两个多月，器件差不多买齐了。
　　没工具，他用斧子、菜刀、生煤火的通条，土法上马，运用在莫斯科学到的知识昼夜组装，最后成功组装了一台功率30瓦的发报机。
　　为避开日伪侦测台监听时段，王文就在后半夜2点到5点，抓住空隙与平西情报站电台通联。他还大胆模仿日伪电台报务员的手法，如果日伪电台的报务员听到呼叫，还会以为是自己人的电台在工作。
　　就这样，什刹海畔发出的红色电波，飞越古城传到平西，日本宪兵队、汉奸侦缉队一点办法都没有。
　　最后，这对假夫妻还结成了真夫妻，相伴一生。
　　站站接力
　　敌区买药送往根据地
　　展厅现场，两幅白求恩医院医疗现场的照片，展现了平西情报站为抗日根据地运送药品的故事。
　　在抗战时期，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尤其禁止西药流入，导致根据地药品奇缺。
　　1939年5月清晨，一位乡下的“教友”老杨来找“黄长老”帮忙，给“黄长老”送来一份密写的药单子。“是白求恩大夫开的，都是‘家里’急需的”。
　　这位“黄长老”就是黄浩，他的实际身份是地下抗日情报人员。
　　老杨走后，黄浩赶紧回到家中，把购药安排藏在自行车的车把套内，让女儿骑车送信儿。
　　黄浩情报组接到任务，立刻行动起来。通过“发国难财”的汉奸，从王府井大街“陆军御用达”药店，买到了所缺的西药。
　　过了一天，西直门内大街法国雪铁龙小轿车开过。值班的日伪军都认识，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院长贝熙业大夫的车。
　　贝熙业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由于运送药品任务艰巨，黄浩便请求贝熙业帮助，利用他外国人的身份，以到贝家花园为名，将药品经海淀、颐和园、温泉送到北安河附近事先约好的青纱帐里，然后由平西站交通员张冲等人取走。
　　“北平城里转移出来的人员和物资，从贝熙业在西山的别墅翻越妙峰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涧沟村，再经田庄，一站一站像接力赛一样，最后转到延安。”北京平西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韩春鸣介绍说。
　　1939年，白求恩到冀中战地医院视察，得知许多贵重药品是情报人员冒着极大风险从敌区搞到的，跷起大拇指说：“真了不起！”
　　新京报记者 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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